從後來披露出來的資料我們得知，偷偷摸摸把地分了的，並不是隻有一個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在小崗村村民秘密開會、寫誓言、按血印的同時，在陝西省米脂縣一個叫孟家坪的生產隊，也悄悄地把地分了。這樣幹的，還有其他一些地方，結果，他們在經濟上全部翻了身。
2.真理標準大討論
從1978年春天開始，各地就在落實黨的農村政策的口號下，開始要求糾正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極左錯誤，如要求歸還農民的自留地、自留樹，開放集市貿易，允許農民搞家庭副業，允許農民發展家庭養豬、養雞，要求重新恢複定額勞動管理製度等。這些都是《農業六十條》明確規定要賦予農民的一些私有權利和自由權利，但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逐步被剝奪了。現在人們又重新拿起了《農業六十條》這個武器。這種說法合乎法律，合乎黨的政策，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亂的時候，黨中央也從未公開否定過《農業六十條》；即使在農業學大寨運動最熱鬧的時候，盡管《農業六十條》已被衝擊得支離破碎，但也沒有誰公開說可以不執行《農業六十條》。於是，人們就抓住了這一點可以利用之處，開始向農業學大寨運動發起挑戰。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報》在一版顯著位置以《一份省委文件的誕生》為題，發表了記者寫的關於安徽“省委六條”的新聞報道；3月，新華社播發了萬裏《落實農村經濟政策》的文章，成了當時的重大新聞。恢複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對安徽“省委六條“給予了熱情肯定。鄧小平表示，我們現在需要有些新概念，不能老是原來的老框框。農業的路子要寬一些，思想要解放，隻是老概念不解決問題，要有新概念。
新聞界總是最敏感的。據新華社記者馮東書回憶，1978年的年初，他從大寨回到北京，就聽到有人對新華社國內部的領導人說：“你們新華社再向過去那樣宣傳大寨，你們將會成為曆史的罪人。”這是一個信號，雖然還不正規，但卻十分明確。當時，農業學大寨運動正如日當空，但一種向其挑戰的力量已在形成。此後，《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部分省、市、自治區的報紙、電台，陸續以落實黨的農村政策為總題目，報道一些地方糾正極左的做法。
粉碎“四人幫”以後，農業學大寨運動的理論支撐點就是“兩個凡是”，隻要“兩個凡是”不倒，大寨紅旗就不會倒下去。
最早批評“兩個凡是”的是鄧小平。
鄧小平在正式恢複工作以前，已經在1977年4月寫給中央的一封信中，針對“兩個凡是”的觀點，指出必須準確地完整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體係。5月，他明確指出“兩個凡是”是錯誤的。他在十屆三中全會的發言中強調，不能夠隻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係來指導我們的各項工作，這樣才不至於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
全黨上下對“兩個凡是”的不滿與抗議，集中地表現在1978年5月開始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上。
1978年5月，一篇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文章引起了全國各界的關注。文章先是在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發表，隨後又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5月11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並由此揭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的規模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文章重申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這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尖銳地提出“四人幫”加在人們身上的精神枷鎖還遠沒有完全粉碎，對“四人幫”設置的禁區“要敢於去觸及，敢於去弄清是非”，並提出不能拿現成的公式去限製、宰割、剪裁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應該勇於研究新的實踐中提出的問題。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這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常識性的問題，但多少年來，現代迷信盛行，“最高指示”成了人們判斷是非的惟一標準。如今有人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這就意味著連毛澤東說過的一些話也要接受實踐的檢驗。是時代賦予了一個基本的理論問題以鮮活的社會涵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