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缺乏起碼的地理知識，盡管他身在高位可以到處視察，但他不懂地理，不懂氣象，更不懂土壤學。他在大寨種地可以因地製宜，搞“四不專種三不空”，但一到外地，他還是拿了大寨的那點經驗到處亂套。他也不是一個稱職的政治家，除了憑著一種農民特有的聰明，對於政治理論他可以說一概不懂。他弄不清哪些是大寨的基本經驗，哪些是大寨的具體做法，哪些符合黨的農村政策，哪些是為黨的政策所不允許的。他一再反對各地對大寨經驗“抽象肯定，具體否定”，就十分典型地反映出他根本混淆了大寨的基本經驗與具體做法的界限，要求人們照搬照抄大寨的一套“左”的做法。他不懂得《農業六十條》是黨中央關於農村工作的一個帶有根本性的政策文件，他所批判的許多東西，都是《農業六十條》明確肯定的。這種思想隨著他進入中央政治局，就給中國的農村工作和農業經濟造成了消極影響。
3.“布衣宰相”
陳永貴進了中央政治局，這就意味著他將在政府中擔任要職。因為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都是中國黨、政、軍界的要員。依他的背景來講，他沒有軍職，也不可能專職做黨務工作。惟一的可能就是在國務院任職。
1975年1月，四屆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陳永貴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又是滿載而歸，他成為11名副總理中的一人。在這11名副總理中，他的名字排在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華國鋒、紀登奎等人之後，名列第8位。在他的後麵，還有吳桂賢、穀牧、孫健3位副總理。
陳永貴對於自己的當上副總理也沒有感到意外，開會之前周恩來就找他談過了。按照大會的程序，副總理是由總理提名，大會通過產生的。我們無法理解周恩來當時提名陳永貴時的複雜心情。從一些後來披露出來的材料看，周恩來對大寨是有感情的，對於陳永貴是關心、愛護的。但他是一個知人善任的偉大政治家，他不可能不知道陳永貴的水平和能力與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是多麼不相稱。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他又一次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實現這個目標當然特別需要德才兼備的高級領導幹部，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得不提名一介文盲來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我們想，此時周恩來的心情肯定不會平靜。
陳永貴的辦公室與其他高級官員布置得沒什麼兩樣，也是有一張兩米長的條幾，上麵放著幾十種文件和內部刊物，政治、軍事、外交、工業、農業、教育、文化、科學，各個部門都有。讀這些東西顯然不是他之所長，他也確實很少讀。對於每天需要他來批閱的材料，都是由他從昔陽縣帶來的秘書先看，然後挑重要的向他說說，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劃出來給他看，認不得的字給他念念，聽不懂的再給他講一講。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畫個圈。這是當時中共領導處理文件的一種常用辦法，用當時的行話說，叫做“圈閱”。這個辦法倒是省了陳永貴的事。據說還有些經過秘書講解他仍不懂的事情，他就看別人怎麼辦，主要是看李先念等人，他們畫圈陳永貴也就跟著畫圈。
當然，農民出身的陳永貴也有他的可貴之處。他雖然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但卻不脫農籍，不拿國家工資。既當國家副總理，又是農民的身份，建國以來除他之外也沒有第二個人。在“文革”期間，陳永貴掌握了昔陽縣的領導權，不過他本人仍在大寨住，仍擔任著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黨的“十大”以後，他搬到了北京，將大寨黨支書一職交給了原副支書郭鳳蓮，但他仍保留了個大寨黨支部委員的職務。這就使他成為一個很奇怪的官，他的職務分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晉中地委書記、中共昔陽縣委書記、中共大寨大隊黨支部委員。這種情況不僅當時沒有，以前和以後可能都不會有。由於他從中央最高層到地方的最低層都有職務，也使得一些黨政部門的上下級關係變得模糊不清。例如，大寨公社本來是大寨大隊的上級，但由於大寨大隊有陳永貴這樣一名大人物，他們從來不敢過問大寨的事情。相反，有什麼事，倒經常向大寨“彙報”。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昔陽縣委、晉中地委甚至山西省委與大寨的關係上。連山西省委書記在陳永貴麵前也要彙報工作，更不用說各級職能部門的負責人了。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省、地、縣、公社各級評先進，大寨本來是理所當然的獲獎者，但發證的一方卻心有不安。因為頒發證書常常是上級對下級的一種獎勵，但他們在大寨黨支部麵前不敢以上級自居，不能寫“獎給”這樣的字樣。最後隻好寫成“贈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