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由勞動模範到政界高官。
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陳永貴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分管農業。
四屆人大一次會議，陳永貴成為十一名副總理中的一人，排名第八。
住進釣魚台國賓館後，陳永貴感到很不方便，便由秘書捉筆給毛澤東寫了封信。
當時有種流傳頗廣的說法：“要念大寨經，還得昔陽人”。
於是就出現了昔陽幹部滿天飛。
1.由勞模到高官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陳永貴迅速由一名大隊黨支部書記升為晉陽縣革委會主任、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
當時全國形勢大亂，山西省、昔陽縣以及大寨村都不能避免。陳永貴從來都是積極響應黨中央和毛澤東號召的，這次他也積極行動起來，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鬥爭行列中。
當然，陳永貴作為一個農民，也不是一開始就積極投身於“文化大革命”中的。運動剛開始的時候，他所熟悉的一些省、地、縣領導人都被當作“走資派”打倒了，有人挨鬥，有人挨打，還有人被逼走上了絕路。據有關資料顯示，對於這些混亂現象，他也有些不理解。那時，大批紅衛兵走到大寨，亂批亂鬥，嚴重幹擾了大寨正常的生產秩序。還有的紅衛兵向大寨黨支部“叫板”，弄塊大石頭讓郭鳳蓮扛，要試一試她到底是不是“鐵姑娘”。在“懷疑一切”的混亂局麵下，也有人還對陳永貴本人的家庭出身和曆史提出了疑問，有人說他出身於河北省的一個大地主家，又有人抖出了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當“偽代表”的事。對於這些衝著大寨和他本人的“革命”行動，他也有些不知所措。據有關材料說，在運動初期，他還裝病到醫院裏躲了一段時間。
1966年11月，陳永貴在醫院裏遇到了一個記者。那位記者勸他去找周恩來。他說，別人見不著，你應該見得著。
真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記者的一句話，撥亮了陳永貴的心。說走就走，他從大寨弄了十幾個大蘋果，就登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
據秦懷錄在《紮白毛巾的副總理——陳永貴》一書中披露，周恩來得知陳永貴到了北京，很快就接見了他。在中南海西花廳的會客廳裏，周恩來與陳永貴熱情握手，詢問他大寨的近況。陳永貴向周恩來彙報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到大寨參觀的人太多，每天少則四五千人，多則上萬人，大寨感到壓力太大，接待不過來，有人為了帶紀念品，把地裏的玉米穗也掰走了。這樣的參觀效果也不好。第二個問題是能不能批準昔陽辦個化肥廠，因為昔陽幹部為買化肥，經常會出現“犯錯誤”的事情。第三個問題是關於“文化大革命”，他說有些事他不理解，有些他的老領導都被打成反革命了，紅衛兵要造他的反，不造反就奪權，還要試試鐵姑娘到底硬不硬，抬起大石頭往她們肩上放，生產無法搞。
聽過陳永貴的講述，周恩來逐一解答了他的問題。關於第一個問題，周恩來說，你也想點辦法，我也想點辦法，上下努力，控製人數。關於第二個問題，周恩來說，昔陽有煤，化肥廠的事可以考慮，正好給延安安排的一套設備，因為武鬥不能實施，給你們吧。關於第三個問題，因為涉及到的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周恩來也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他能夠做到的隻是給了陳永貴幾個紅袖章，並對他說，他們組織紅衛兵，你也組織；他們破壞了生產秩序，你組織紅衛兵維護生產秩序。
接見結束時，陳永貴把帶來的蘋果送到周恩來麵前，說這是大寨的果樹上結的，請總理嚐一嚐。周恩來很高興地接過來，邊看邊讚揚說，這麼好的蘋果，我代你轉送給毛主席吧！
陳永貴此番進京請示了三個問題，他最著急要解決的還是第三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周恩來雖然不可能給他一個圓滿的解決辦法，但給他指明了方向，這就是要維護生產秩序，保障正常生產。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陳永貴主要的工作還是在昔陽縣。1967年2月11日是農曆春節，昔陽縣的30個造反派組織在縣城南寺坪廣場舉行奪權大會，人稱“2·11奪權”。4月8日，在“昔陽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的基礎上，按照“三結合”的原則，又成立了昔陽縣革命委員會，陳永貴擔任縣革委會主任。從此，他成了昔陽縣說一不二的實權人物。
陳永貴是個勞動模範，他是靠著艱苦奮鬥搞好生產受到各級黨政領導機關，以至於最後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毛澤東、周恩來表彰的，即使是在動亂歲月裏，陳永貴也沒有忘記自己是個農民，是個勞動模範，沒有忘記農業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