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人進了北京，但戶口還留在大寨村，大寨每年還給他記一個中等男勞動力一年的勞動日，到年終，社員一個勞動日分配多少錢，他也分多少錢。另外，作為不脫產的幹部，山西省每月給他60元的現金補貼，後來這筆錢漲到了 100元。同時，北京每天再給他1.2元的夥食補助，這就是他每月的全部收入。這當然要比他擔任副總理所應當享受的待遇低得多了。有一本寫陳永貴的書，名字就叫《紮白毛巾的副總理·陳永貴》，書名很傳神，道出了已經成為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的一個重要特點。確實，陳永貴當了副總理以後，仍是一身的農民打扮，頭紮白毛巾，腳蹬布底鞋，身穿對襟衣，一副“布衣宰相”的樣子。在吃飯方麵，他要求的標準也很低。他剛來北京的時候，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給他派了一名高級廚師，過了些日子，被他打發走了。他的理由是：“他做的我不愛吃，我愛吃的他不會做。”他自己從昔陽縣找了一個會做家鄉飯的廚師，每天給他做昔陽麵食。有人說，他當了副總理以後的飯菜水平達不到江浙和廣東中等農民家庭的水平。
4.釣魚台無魚
陳永貴進京以後，開始住在京西賓館。陳永貴住進來後，中央給他配備了秘書、警衛和服務員，室內所有設施都是國內一流的。陳永貴出身農民，住在這樣高級、豪華的環境中，他並不感到很舒服，反倒覺得很不自在。後來，他又搬進了釣魚台國賓館。
釣魚台原本是清朝皇帝釣魚的地方，乾隆帝時在這裏修了個行宮，但規模不大，他也沒來住過幾次。以後隨著清朝國力衰微，政府拿不出多少錢來修，皇帝也沒有這等雅興臨池垂釣，釣魚台處於一種半廢棄的狀態。新中國成立後，中央斥巨資在這裏大興土木，建成了一座富麗堂皇的國賓館，成為國慶十周年北京的十大建築之一。
陳永貴住進釣魚台國賓館後，感到很不方便。除了一名秘書和一名警衛員，他在那裏沒有熟人。如果中央開會他就有事幹，但中央不可能一天到晚總開會，不開會的時候，他就苦了。他沒有文化讀不了小說，沒有藝術鑒賞水平也就不愛看電影、節目之類。他是個與土地打交道的人，一旦離開了土地，他真的就無所事事了。
陳永貴實在不願意再這樣下去了，於是就由秘書捉筆給毛澤東寫了封信，提出兩個要求：一是搬出釣魚台，二是實行“三三製”。所謂“三三製”，就是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三分之一時間在麵上，三分之一時間在大寨搞蹲點。
毛澤東接到陳永貴的信後大為讚賞，當天就提筆批示說：“很好，釣魚台無魚可釣，請政治局議。”第二天，毛澤東還出席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表揚了陳永貴，說：“永貴呀，你那個三三製很好嘛！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國；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在釣魚台啦，那裏沒魚可釣！”
陳永貴搬出釣魚台國賓館以後，經國管局安排，搬到了東城區交道口四條23號。那是一套平房，原是清代高官李鴻章的住宅，院子很大，經過重新裝修，設施也十分高檔，有一個班的戰士專門保衛著他。住在這裏的陳永貴心情也變得比較舒暢了，大寨來的人、昔陽來的人可以隨便出入。而且他還爭取到了三分之一的時間可以回大寨，這對於他來說就有了一種如魚得水的感覺。
陳永貴每次回昔陽或大寨，都要有警衛員，這是規定。陳永貴當上政治局委員後，周恩來就給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謝振華打電話，要求省軍區給陳永貴配備個警衛員。但陳永貴不願意讓省軍區來人，他提出由昔陽縣出人。於是，就從昔陽縣委找了個辦事員，經過幾個月培訓，成了他的警衛員。但這個警衛員從來不跟他去大寨，他不準許警衛員進大寨村。一進大寨村，他就成了一個普通人，下地幹活，找人聊天，還下廚房做家鄉飯請鄉親們吃。
5.昔陽幹部滿天下
陳永貴有句名言，叫做“學大寨，趕大寨，手中無權學不開”。在這樣一種思想指導下，為了推廣大寨經驗，他便不遺餘力地提拔、重用那些對大寨“有感情”的人來擔任各級領導職務。開始，他主要是在昔陽縣境內提拔重用這樣的幹部。從1970年北方農業工作會議以後，昔陽被認定為“大寨縣”以後，全國都在“學大寨，趕昔陽”，在他所管轄的領域內，就又有了一個新的說法，叫做：“要念大寨經，還得昔陽人”。於是，就出現了一個昔陽幹部遍山西，甚至遍全國的不正常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