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這篇談話中所列陳永貴的話，不可能是他的原話，必定經過了記者的文字加工，以使它更加符合當時的政治品味，但它反映了陳永貴的思想觀點是沒有疑問的。因為正如後來有人評價的那樣：“這是一篇膽大包天的講話”。確實如此，換了別人，說這樣一番話，早就被打倒了。但他是陳永貴，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別人誰也奈何他不得。
毛澤東很欣賞陳永貴這種敢說敢為的風格。經毛澤東批準，1967年11月7日，陳永貴的這篇談話作為中發（67）339號文件批發全國。中共中央的按語寫道：“陳永貴同誌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談話，具體地揭露了中國最大的走資派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山西晉中地區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提五條意見也是正確的，供同類情況的地方參考。”隨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為此發表題為《中國農村兩條道路的鬥爭》的文章，高度評價了陳永貴的5條意見。可以肯定，陳永貴的這些話，對於製止農村基層的奪權活動，穩定農村的生產和生活局麵起到了積極作用。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為了體現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掌權，大會代表和選出的中央委員會中，來自基層的人也明顯增多了。陳永貴出席了“九大”，並且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還曾作為大會執行主席主持過一次會議。更重要的是，他還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這就意味著他已經進入了中央領導層。在山西省，他成為僅有的兩個中央委員之一，另一個中央委員是李順達，李順達並不是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而他的上級，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謝振華則隻是一名候補中央委員。這就使他成為山西省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
2.政治局裏的農民委員
在虎頭山陳永貴的墓地，有三組石級，分別有72階、38階和8階。它分別代表了陳永貴一生重要的三個數字，即72歲的陽壽，38年的黨齡和在中央工作了8年時間。
陳永貴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從那時起他就已經成為中央領導人了。但中央委員並不是個專職，他也沒有到中央去工作。在山西省他是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其職權相當於“文革”前的副省長，但他也沒有實際在太原工作，他的實際工作崗位是昔陽縣革委會主任和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因此，大寨村委會在為他立碑時，沒有將“九大”後的幾年時間算作他在中央工作是符合事實的。
1973年8月30日下午，中共“十大”在北京開幕。陳永貴出席了這次大會。在十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大”閉幕以後，陳永貴於9月中旬回到昔陽。他在縣級機關幹部職工大會上作報告，介紹“十大”的“盛況”。在會上他還講了一番毛澤東讓他進中央政治局的“偉大意義”，他說：“古今中外還沒有一個人把農民提到國家領導崗位上的。列寧沒有解決，斯大林沒有解決，毛主席解決了。這就是毛主席對工農的依靠和重用。”
陳永貴進入政治局以後，分管農業。他是種田的能手，但不懂農業科技。在識字上他是文盲，在科技上他是科盲。他不知道水是氫氧原子的結合，不知道什麼是原子，什麼是分子。即使在農業領域，他的那些知識，也是經驗型的，而且限於太行山區的農村經驗。一次陳永貴聽彙報時談起雜交高粱的事情，談著談著就發了火。他怒氣衝衝地說：“他們硬說雜交高粱種子隻能種一年，誰試過？我們大寨的玉米、穀子，種了幾十年，現在還在種！”當時在場的人誰都不敢指出他的錯誤，更沒有人敢笑話他。其實這是一個很常識性的問題，人工配製的雜交高粱種子，就是隻能種一代，第二代就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