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在昔陽縣執掌權力以後，馬上就在全縣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學大寨運動。他想把生產搞上去，改變群眾吃不飽飯的局麵。那時，昔陽縣的農業生產發展水平普遍偏低，農民秋收時分到家的糧食吃不到第二年秋天就沒有了，隻好借大隊的儲備糧。借了糧食就得還，來年把借的糧食還上了，分到家的糧食就更不夠吃。這便形成了惡性循環。陳永貴就聽到了農民的怪話：“學大寨好是好，就是肚子吃不飽。”他派人了解了情況，發現80%的生產大隊中的80%的社員欠集體的儲備糧，總量達1000萬公斤，相當於全縣每人欠50公斤。問題相當嚴重！陳永貴是個農民，對於種田人連肚子都吃不飽，他深為同情。1968年春播結束後，他在大寨開了一個很大規模的學大寨會議，陳永貴在主席台上說道：“過去年年說豐收，社員年年欠集體的糧，吃不飽肚子，這是給社會主義敗興。這不是群眾欠集體的，是領導欠大家的，他們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沒有把生產搞好。”接著，他又宣布：“今年大家好好幹，豐收了，把這筆債免了。”
陳永貴的講話對全縣的農民來說是個很大的鼓舞，大家的幹勁很足，當年秋天果然就取得了大豐收。年底，陳永貴許下的諾言就要兌現了。那幾天，陳永貴正有事在北京，縣裏領導開會討論怎麼兌現。有人提出要講階級路線，按照貧下中農全免，中農免一半，地主、富農不免的辦法兌現春天的諾言。等要拍板時，縣裏把電話打到北京，問陳永貴該怎麼辦。陳永貴當時講了幾句即使在今天聽來仍覺頗有道理的話，他說：“你們看上去是在貫徹階級路線，階級路線不是這樣貫徹。社會主義要人人吃飽飯，人人有事幹，戰犯還要給飯吃。你們開大會宣布，統統免。”實事求是地講，陳永貴說的這幾句話，在當時是需要一定膽量的，一般人不敢講，講了也可能被當成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而打倒。陳永貴有毛澤東的支持，就等於有了金剛不壞之身，所以才敢於講別人不敢講的話。不過，他能夠把這種別人不具備的優越條件用來減輕老百姓的負擔，大家還是應該說他的好。
陳永貴在昔陽縣掌權之後，就把昔陽縣當成了一個放大了的大寨，提出要把昔陽建成一個大寨縣。他用當年治理大寨的思路來治理昔陽。上台之初，他就開始在昔陽縣推廣大寨的“海綿田”建設經驗，抓坡地加工，調劑土壤。從1967年9月開始，又搞了界都河造地工程，在界都河畔築起一道大壩，壩內墊土造地200多畝。隨後，又搞了南河大會戰、趙壁川大會戰、秦山水庫和水峪水庫工程等。這些工程當時叫做“改天換地”，重新安排昔陽河山。後來許多人都承認，他領導搞的這些農田基本建設項目，對於提高昔陽縣農業生產水平，提高糧食產量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陳永貴是一個勞動模範，不勞動就不能當勞模，勞動不好就當不好勞模，這是陳永貴堅定不移的認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段時間裏他參加勞動少了些，後來局勢稍微平穩了，他又恢複了勞模的本色，堅持參加體力勞動。他在昔陽縣掌權後，不僅自己參加勞動，而且還要求全縣各級領導幹部都要參加勞動。在陳永貴的腦子裏還有個認識，一講勞動就是下地幹活，坐在辦公室裏不算勞動，文人搖筆杆子更不能算勞動，而且他還特別不習慣8小時工作製。他的這種認識與昔陽縣的機關工作人員無疑也會弄出矛盾來，但他來頭大，別人都要聽他的。
這裏有一個我們不容忽視的背景：當時幾乎全國都在打派仗，搞武鬥。陳永貴在昔陽縣領導搞的那些農田基本建設項目成就大小可以由專業人員去論證，但有一點是不需要論證的：把人組織起來搞農田基本建設總比相互武鬥要好得多。
陳永貴利用他的特殊身份，還講過幾句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的話，對於穩定全國的農村工作和農業生產起了積極作用。
那是1967年的事情。那年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誌的一位記者采訪了陳永貴，記下了他關於農村“文化大革命”的一篇談話。在那篇談話裏，陳永貴對農村的“文化大革命”談了五條意見，重點是為廣大農村基層幹部說了不少好話，說他們“春天是紅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窮人，冬天是罪人”。他說“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反對學生到農村去串連、奪權，提出對學生造反奪權，大隊、生產隊幹部“要組織貧下中農頂住”。他還說：“農村文化大革命，必須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幹部的大多數’，使他們既領導運動，又組織生產，絕對不能把矛頭對準廣大農村基層幹部；農村文化大革命必須依靠貧下中農，組織以貧下中農為主體的農村文化大革命大軍，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對於社會上說的保當權派就是“保皇派”，陳永貴說不要怕戴“保皇派”的帽子，“冬天很冷，戴下去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