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年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突起，“窮過渡”又一次遇到了合適的氣候與土壤條件。1976年，全國又有一些地方在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的運動中搞起了“窮過渡”。例如，湖北省農村就在這一年進行了撤區並社。即將1961年經過體製調整後，人民公社縮小為一鄉一社的規模，基本上又恢複到1961年以前的一區一社；同時將一部分基本核算單位從生產隊擴大為生產大隊。1970年，全省有農村人民公社4432個，全都是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1976年撤區並社過程中，人民公社合並為1330個，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有2594個，占全省大隊總數的8.7%。中共湖北省委當時認為，“撤區並社是農村黨政體製的一項重大改革，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形勢發展的需要，是深入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充分發揮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優越性，進一步鞏固和壯大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重要措施，可以更好地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落實到基層。”
1977年是全國學大寨運動進入頂峰的一年，陳永貴再一次試圖把昔陽縣的農村人民公社從生產大隊所有製，提高到公社所有製，直到把公社納入國家的全民所有製。在1977年5月23日舉行的中共昔陽縣委擴大會議上，他曾問與會者：“想不想看一看全國第一個全民所有製縣呀？”他說：“昔陽願冒這個險，你們那裏不願幹的，我們願多作這樣革命的事。”
大寨公社先行一步。1977年7月9日，大寨公社拿出了《關於逐步實現向公社所有製過渡的草案》，提出今後“公社幹部逐步改為半脫產或不脫產，工農商學兵的職工都是一樣掙工分，進一步調整人與人的關係”。聲稱要把大寨公社建設成為“消滅城鄉差別的榜樣，讓人們從大寨看到共產主義的明天”。提出公社要辦好學校、合作醫療、幼兒院、托兒所、縫紉組、文化室、電影隊、公共食堂，公社社員實行勞動保險製度。
應當說，這些設想實在不是什麼新的創造，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不少地方都這樣胡鬧過，結果曾造成了全民族的大饑荒。此後，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最為混亂的時候，雖然有人也曾動過在農村再刮“共產風”的主意，但毛澤東始終沒有鬆口。因此，《農業六十條》仍是黨在農業和農村工作中的綱領性政策文件。
“窮過渡”是不得人心的。大寨公社一動手做這項工作，馬上就遇到了麻煩，原本還比較團結的各大隊，一“共產”就出現矛盾了。大寨公社各個生產大隊，經濟水平有高低之分，擁有的財富有多少之別。平時講支援亞非拉美好辦，因為那是很遠的地方，無非是說幾句套話。現在要玩真的，真搞起“共產”來了，許多原來想不到的事情都發生了。首先就是過去努力生產、盡量節約的生產隊感到吃虧。
“窮過渡”仍在繼續。1977年底，全國普及大寨縣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提出：“實現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隊向大隊過渡，進一步發揮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優越性，是前進的方向，是大勢所趨。各級黨委應采取積極熱情的態度，做過細的工作，因勢利導，努力創造條件，逐步向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過渡。”並要求當年冬季和1978年春季再選擇一部分條件已經成熟的大隊，如10%左右，先行過渡，進一步取得經驗。這一錯誤決策的實行，再次刮起“過渡風”，在群眾中引起很大波動，有的存棉不售，有的亂砍樹木。
鬥轉星移，大江東去。1978年11月11日至12月15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確定把農業問題列為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要議題，並為此作了充分準備。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堅決批判了“左”傾錯誤和“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已經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並深入討論了農業問題。會議原則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並發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討論和試行。這個決定於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上作了必要的修正，正式通過並公布實行。《決定》指出：確定農業政策和農村經濟政策的首要出發點，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充分發揮中國8億農民的積極性。而要做到這一點，一定要在思想上加強對農民的社會主義教育的同時，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他們的民主權利。從這個指導思想出發，《決定》提出了25條政策和措施。其中就有：社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的切實保護；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等政策規定。至此，在人民公社所有製及基本核算單位方麵的“窮過渡”終於被叫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