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這次會議的規模超過了第一次，共有5000多名代表參加。出席會議的5000名代表中，有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人和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各地區、各縣和部分國營農牧場的負責人，農業學大寨先進單位的代表，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代表，大慶油田的代表，農業機械企業、事業和科學、教育單位的代表，以及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中央國家機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有關單位的代表。其他有關方麵的代表列席了會議。
12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更高地舉起農業學大寨的紅旗——熱烈祝賀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幕》。社論寫道：“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是一個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農業的偉大革命群眾運動。這同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樣，是農村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重要內容。”社論提出：“這次大會是總結經驗的大會。一年來農業學大寨運動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前進。原有的三百多個學大寨先進縣進一步鞏固提高，今年又有一百多個縣跨入了學大寨的先進行列。”
陳永貴代表中央在大會上作了題為《徹底批判“四人幫”，掀起普及大寨縣運動的新高潮》的報告。報告的主題還是普及大寨縣。與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不同的是，“四人幫”被打倒了，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也就與揭批“四人幫”聯係了起來。陳永貴在報告中提出，要批判“四人幫”在學大寨問題上的“三反一砍”罪行。“三反”是說“四人幫”在學大寨運動中，反對大批資本主義，反對大批修正主義，反對大幹社會主義；“一砍”是說，“四人幫”妄圖砍倒大寨紅旗。陳永貴說，這“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黨奪權，是要改變黨的基本路線，複辟資本主義。而且說，“四人幫”用“三反一砍”幹擾破壞學大寨運動，罪行累累，鐵證如山。
“四人幫”確實幹了大量禍國殃民的事情，但說他們反對大批資本主義、大批修正主義，顯然並不準確。實際情況是，他們就是靠了“大批資本主義、大批修正主義”起家的，亂批亂鬥是他們的職業，離開了大批大鬥，亂批亂鬥他們就無從施展伎倆。陳永貴的這些說法，維護了農業學大寨運動中一整套“左”的錯誤，誰要是對農業學大寨運動的某些做法有意見，有抵觸，就會被當成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受到批判和清理。
陳永貴在報告中再次重申了第一次農業學大寨會議提出的任務：1980年把三分之一以上的縣建成大寨縣；全國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以糧為綱，全麵發展，糧棉油豬和各項經濟作物、林牧副漁各業的生產超《綱要》、超計劃。這些要求顯然嚴重脫離了當時的實際可能，也給以後的經濟工作和農業生產帶來消極影響。
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郭鳳蓮、昔陽縣委副書記李喜慎、江蘇省委書記王敏生，分別代表所在隊、縣、省在大會上作了發言。
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召開，標誌著農業學大寨運動達到了最高潮。
6.解析“大寨縣”
全國的農業學大寨運動從1964年開始，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就走了樣。以1970年的北方農業會議為轉折點，這場運動又發展到了它的一個新階段，即建設和普及大寨縣的階段。從那時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曆經8年多時間，按當時的說法是在全國建設了幾百個“大寨縣”。這些“大寨縣”就自然條件而言，大多比昔陽縣好一些，由於那裏的幹部群眾的艱苦努力，加上各級領導和各行各業的大力扶植，這些縣的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產量一般都有了明顯的提高。但由於從中央到地方在普及大寨縣的運動中，不顧當地的實際情況，盲目照搬大寨和昔陽的做法，使不少地方在提高糧食產量的同時，沒能有效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不少地方糧食產量的提高還以林、牧、副、漁各業的衰退為代價，使人們增產不增收，廣大農民長期生活在貧困狀態。
1981年3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解剖了一個從“大寨縣”到“大債縣”的例子，頗能說明這場遍及全國的普及大寨縣運動的實際效果。
《人民日報》的文章解剖的是吉林省榆樹縣。榆樹縣是吉林省的糧倉，一個著名的“大豆之鄉”。但從1972年，該縣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提出了一個“雙百萬”口號，即年產100萬噸糧、100萬頭豬。以後每年都要重複這個口號，可這個目標一直也沒能實現。之所以沒能實現，是因為這是一個脫離榆樹實際的高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