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長期在昔陽縣從事黨政工作的孔令賢在他的《大寨》一書中披露，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有的記者寫內參反映山西輿論說陳永貴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鄧小平對陳永貴和大寨給予了中肯的評價。他講了兩條：第一，起碼陳永貴不是“四人幫”的人；第二，大寨賣糧是真的。鄧小平在曆史的關鍵時刻，實事求是地肯定了陳永貴的為人和大寨所取得的成績，表明他對大寨和陳永貴本人的真心愛護。
大會的第二階段移到了北京，華國鋒代表中央作了《全黨動員，大辦農業，為普及大寨縣而奮鬥》的報告。報告共有五個部分，分別是：普及大寨縣是全黨的戰鬥任務；建設大寨縣，縣委是關鍵；深入進行黨的基本路線教育等。報告重要的新提法有兩個，一個是提出了建成大寨縣的六條標準，一個是提出了解決鞏固發展集體經濟的四個問題。
報告提出的關於建成大寨縣的六條標準是：（一）有一個堅決執行黨的路線和政策，團結戰鬥的縣委領導核心；（二）樹立了貧下中農的階級優勢，能夠對資本主義活動進行堅決鬥爭，對階級敵人實行有效的監督改造；（三）縣、社、隊三級幹部都能夠像昔陽那樣堅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四）在農田基本建設、農業機械化和科學種田方麵，進展快，收效大；（五）集體經濟不斷壯大，窮社隊的生產和收入，達到或超過當地中等社隊現在的水平；（六）農林牧副各業全麵發展，增產數量大，對國家貢獻多，社員生活逐步有改善。
談到深入進行黨的基本路線教育時，報告提出了妥善解決鞏固發展集體經濟的四個問題，即：收回外流單幹的勞動力；把分散單幹的工匠組織起來；把社員超過黨的政策規定多占的自留地、開荒地收歸集體；糾正分配中的不留積累，分光吃淨等傾向。
華國鋒的這個報告經毛澤東圈閱後，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發。
10月19日，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舉行閉幕大會，陳永貴致閉幕詞。
這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雖然對在全國農村進一步開展農田基本建設、改善生產條件、推動社隊企業的發展等，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會議提出的要在全國普及大寨縣，在農村繼續進行“基本路線教育”等口號，使農業學大寨運動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5.加快普及大寨縣
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結束不久，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又席卷全國，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的運動隨之與“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掛鉤，使我國的農業生產再度遭受嚴重損失。
1976年5月下旬至7月上旬，經國務院批準，農林部先後在河北省石家莊市、江蘇省無錫市召開了北方“三夏”和南方水稻兩個生產現場會。兩個會議都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同農業學大寨聯係起來，要求農村也要廣泛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反擊右傾翻案風”、“反複辟”、“反倒退”的幹擾下，許多已經得到糾正的農業和農村工作中“左”的政策和做法又出現了回潮。一些地區在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的旗號下，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擴大基本核算單位，限製農民家庭副業，取締農村集市貿易，不準農民到集市上出售自己生產的蔬菜、禽蛋等農副產品，剝奪了農民從事商品性生產的自主權。
有些地方在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運動中又搞了不少“大辦集體經濟”的活動。如安徽省農村1976年又大辦集體養豬場，限製農民家庭養豬養禽，禁止農民家庭飼養大牲畜和母豬，將耕畜全部收歸集體飼養。1976年全省辦起集體養豬場22.42萬個，有77.2%的生產隊辦起了集體養豬場，共養豬280萬多頭。由於飼料不足和管理不善，這些養豬場普遍存在“三低一高”現象，即飼料報酬低，母豬繁殖率低，存豬成活率低，養豬成本高。全年生豬出欄率由1973年的70%下降到48. 1%，為曆史最低水平。而生豬死亡率卻創曆史最高紀錄，給養豬業和集體經濟造成了很大損失。
由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和普及大寨縣運動的影響，1976年，國家雖然繼續從財力、物力上增加了對農業的投入，但較好的生產條件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效益，農業生產再度遭受挫折。1976年，糧食、棉花、油料、豬牛羊肉、水產品等主要農牧漁業產品的生產均沒有完成國家計劃。這一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停滯在1975年2.8億多噸的水平上，棉花總產量比1975年減少32.6萬噸，下降13.7%；油料、豬牛羊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1976年10月，黨中央代表人民意誌，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曆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隨之結束。
粉碎“四人幫”以後，全國人民迫切希望黨中央能帶領人們撥亂反正，農業學大寨運動當然也麵臨著撥亂反正的曆史任務。但是，以華國鋒為首的新的中央領導卻急急忙忙地決定召開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到這個時候，對大寨的頌揚更高了，它被稱為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樹立的，敬愛的周總理精心培育的，英明領袖華主席高高舉起的大寨紅旗”。雖然提法過於囉嗦了，但卻強調了大寨紅旗的神聖與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