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陽縣成為全國第一個“大寨縣”。所謂“大寨縣”，就是說全縣都已經成了大寨式的了。於是，昔陽縣也就成為全國性的先進典型，擁有了幾乎與大寨相等的地位。以前的學大寨運動還隻是宣傳大寨，隨後，對昔陽的宣傳也開始逐漸加溫。出版社還出了不少宣傳昔陽的書，如：《昔陽學大寨》、《昔陽散記》、《昔陽新故事》、《昔陽新歌謠》等。
昔陽仍不斷地搞“新套套”。在財貿領域，實行了更為嚴厲的極左政策。縣委以“社會主義商業要全麵占領農村市場陣地”為由，對集市貿易再次進行“大圍剿”。在“堵不住資本主義的路，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的口號下，三令五申要縣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為學大寨“站好崗”、“放好哨”，對集市貿易要“管緊、管嚴、管死”、“寧左勿右”。在限製、管製、處罰三項打擊下，全縣集市貿易終於在1970年到1971年間被強行關閉，嚴重地影響了農副產品的收購，影響了昔陽縣經濟的全麵均衡發展，危害了人民的生活。當時還提出：“隻抓購、銷、調、存，必然要為資本主義服務。”要財貿職工在“割資本主義尾巴”中衝鋒陷陣，提出要“狠抓商品流通領域裏的階級鬥爭”。什麼“三尺櫃台不平靜，一買一賣有鬥爭”、“一個雞蛋兩條線”的極左言論盛極一時。結果，砂鍋、砂製茅勺、茅桶等土特產絕跡了，葦席、麻皮、笤帚由調出變成調入，菜羊、鮮蛋收購顯著下降。
為了建設大寨縣，昔陽幾乎把所有與農業生產沒有直接聯係的部門和行業全部限製起來了。弄到後來，為了解決機關落後於農村的情況，昔陽縣竟然將農民派往機關廠礦，學著毛澤東派“工宣隊”的做法，創造出一支“農宣隊”，被人稱其為“倒蹲點”。即原來總是機關幹部到農村去蹲點，現在要讓農民到機關來蹲點。這種“農宣隊倒蹲點”的經驗後來也在全國推廣開了。
1975年4月，“四人幫”鼓吹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專政，大講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打“土圍子”。受此影響，昔陽縣也提出“要專資產階級的政，必須首先專好自己頭腦裏資本主義思想的政”的口號。他們把社員要求在自己院內、屋內經營家庭副業，如搞縫紉、編織、修理或製造木器到市場出售以增加經濟收入的想法，都當作“資本主義思想”去批判，並總結了這方麵的經驗：“多年來我們把資本主義從山上趕到坡上，從坡上趕到村裏，從村裏趕到房前屋後，從房前屋後趕到家裏，從家裏趕到每個人的頭腦裏，再專好頭腦裏的資本主義思想的政，徹底消滅它。”
3.大旱之災
1973年春天，昔陽遭遇大旱災。
那年的幹旱確實很嚴重，整個春天都沒有下雨，地裏的土層都是幹的，下不了種。當時陳永貴正在北京，家裏由張懷英出麵主持工作。張懷英做出決定，挑水抗旱！為此，縣裏買了幾百個橡皮水袋，大的能裝三四噸水，放在卡車和大拖拉機的拖鬥上，往地裏拉水；小的能裝半噸水，放在小平車上，也往地裏拉水。他們把全縣所有的卡車、拖拉機、馬車、小平車，全部動員起來拉水。水拉到地頭，由人擔到地裏。地裏先由人刨好坑，將水擔來澆到坑中，等水滲到土裏後，再把玉米籽種在坑裏。昔陽縣是個大山區，車輛少，水源也缺。為了抗旱，可以說什麼辦法都用上了。有的村裏沒有汽車和拖拉機，就完全靠人力擔水。一擔水來回要跑15公裏路，一天隻能擔3擔。每擔一擔水可以澆十來個坑，一個人一天也就隻能種30個坑的莊稼。所以被稱之為“千裏百擔一畝苗”。
在各方麵條件都很差的情況下，要想抗旱搶種，就隻能搞人海戰術了。昔陽縣把所有可以動員出來的人全部動員了，所有的機關、工廠、學校全部放下工作，放下工具，放下課本，統統參加抗旱。這種情況在今天似乎是不可思議，但在當時是好事，各地幾乎都這樣做過，叫做“全黨全民總動員”。有些小學生，人小體弱，擔不動擔子，就一人拿兩個盛酒的瓶子，或者拿上暖壺、臉盆。總之，凡能盛水的東西都用上，凡能運水的人都派上，凡能想出的辦法都使上。反正當時人力不花錢，種糧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一切為了抗旱，一切為了搶種，一切為了秋後的收成。
有些參加過當年那場拚死勞動的人，回憶起當時的勞動場麵都深為感動。那確實是一個打動人心的勞動場麵，男女老少齊上陣，各行各業總動員，起早貪黑拚命幹。有人說，那場麵使人回想起解放戰爭中群眾千軍萬馬支援前線打仗的情景。
當時的人們都有一個不可動搖的信念：人定勝天。從大寨到昔陽，他們的創業過程其實就是一個戰天鬥地的過程，就是一個同惡劣的自然條件作鬥爭的過程。所謂“大批資本主義、大批修正主義”，所謂“七鬥八鬥”，事實上是為了迎合當時的政治氣候附會上去的。實際支撐他們幹下去的，是人定勝天這一信念。
但人定勝天這一信念，也隻是在強調人類在大自然麵前不能無所作為這一點上，才有它的積極意義。而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人們片麵誇大了人在自然界麵前的主觀能動作用，不承認自然規律的作用，不尊重自然規律，辦了很多蠢事。此是旁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