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昔陽人的這種不畏天災，拚命勞動的場麵感動了上帝吧，類似《愚公移山》的故事真的發生了：6月12日，老天終於下雨了。如果天再不下雨，這場昔陽縣曆史上從未見過的抗旱大業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可能就隻有天知道了。因為，到後來有些人實在也堅持不住了。人嘛，力量總是有限的。孩子不可能像大人那樣一直堅持下去，病人不可能像健康人一樣長期堅持下去，老年人與中年人不一樣，女人與男人也不一樣，都是中年男人也有身體好些與差些之分。堅持不下去的人退下來後，剩下來的人勞動強度就要加大，而事實上他們也已經超強度勞動了很長時間，也已成為強弩之末。當時縣裏有人看到這種情況就提出，是否可以將全縣40萬畝耕地，放棄20萬畝，集中保20萬畝。這個建議沒有被采納，因為縣裏經過研究，認為還沒有到最後關頭，不鬆口。也就在這個時候，天下雨了。
天下雨後，陳永貴也回來了。他說這場抗旱是“沒有見過的大旱，沒有見過的大幹”。又有一些人整天搜集、整理他的話，於是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整版的文章，題目就是他的這句話《沒有見過的大旱，沒有見過的大幹》。
這還不算，到了秋天陳永貴又在他的那兩句話後麵加了一句：“沒見過的大豐收”。而此時莊稼還長在地裏，究竟收多少糧食還是個未知數。
本來那一年昔陽全縣人民拚死拚活，各方麵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學生連課都不上了，全縣都來弄糧食，在糧食生產方麵確實取得了明顯的成績。當年全縣產糧0.7448億公斤。但畢竟是大災之年，不可能達到“沒見過的大豐收”。但老陳說話了，總要想辦法兌現。
秋天開彙報會時，大家都知道上邊一定要實現“沒有見過的大豐收”的諾言，因此，都放著膽盡量多報。結果報上來的數字為0.95億公斤。這個數字已經比實際產量高出了2500萬公斤，但離“沒見過的大豐收”還差“十萬八千裏”。縣裏要求推翻重來。幾經反複，最後一個大體上符合要求的產糧數字終於報上來了：昔陽當年的產量“達到”——事實上是報到——了1.195億公斤。比實際產量多報了4500萬公斤，占當年實際產量的60%以上。到了秋收以後，縣委感到1.195億公斤太離譜了，就又壓低了點數字，按1.095億公斤在山西省糧食廳入的賬，但這個數字仍與實際產量相距甚遠。
世間許多事情都是這樣，有了開頭，就不怕沒有繼續。昔陽縣在這條道路上越走越遠。從1973年開始，昔陽縣連年虛報產量，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的1977年還又虛報了3000多萬公斤。
虛報糧食產量在為一些領導人騙取成績的同時，卻嚴重損害了廣大農民的切身利益。由於連年虛報，弄得有些社隊增了產卻鬧糧荒。群眾埋怨說：“他們出名升官，我們出力受苦，還得跟著遭饑荒。”
後來事情敗露了，人們對此就有了新的說法。有人說1973年的昔陽是：沒見過的大旱，沒見過的大幹，沒見過的大豐收，沒見過的大騙局。
4.普及大寨縣
1970年12月至1971年2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針對不少地區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陸續暴露出來的問題集中進行了討論，重申了各項農村經濟政策。會議以《當前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一些問題》為題，發出綜合簡報第三期，強調指出：要正確貫徹“以糧為綱，全麵發展”的方針，不可以把糧食生產同多種經營對立起來，要在繼續抓好糧食生產的同時，積極發展多種經營；對已經改變基本核算單位的，應當從實際情況出發，多數群眾不滿意又減了產的，要作適當的調整；要堅持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防止平均主義。等等。會後，各地農村按照這次會議的精神，進一步糾正“左”的錯誤。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周恩來主持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為了克服“左”傾錯誤造成的危害，周恩來提出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著手糾正某些“左”的錯誤。在農業生產上，強調落實正確的農村經濟政策。1971年12月5日，周恩來在聽取國家計委彙報全國計劃會議情況時指出，現在管理亂得很，要整頓；要加強經濟核算製度，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實行必要的獎勵製度。《農業六十條》仍然有效，農村工作必須認真執行。由於堅持糾正“左”的錯誤，重視貫徹了各項農村經濟政策，調動了廣大基層幹部和社員群眾的生產積極性，1971年和1972年雖然遇到比較嚴重的自然災害，其中1972年全國農田受災麵積達40.46萬平方公裏，為1962年以來所未有，但農業生產仍有增長。
1974年初，“四人幫”掀起了波及全國的所謂“批林批孔”運動。他們把周恩來主持中央和國務院工作期間采取的糾正“左”的錯誤和調整國民經濟的一係列正確政策措施，誣蔑為“複辟”、“倒退”，並繼續利用大寨這塊牌子推行“左”傾路線。這年3月7日，《人民日報》發展署名大寨黨支部的文章《大寨之路就是鬥爭之路》，攻擊批判極左是“一股複辟倒退歪風”，說大寨“頂住了資本主義複辟的反動思想”。8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記者文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促進了昔陽縣的農業學大寨運動》，頌揚“大寨不是一個生產典型，而是所有製變革以後，農村如何繼續革命的一麵旗幟”。9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深刻的變革——大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革命》的文章。文章說：由於大寨善於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深刻的革命”，因而“識別能力高，鬥爭精神強，經常有個新套套”。“批林批孔”運動和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左”傾錯誤，對農業生產和農村工作造成了消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