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昔陽縣，還有一條不成條文的規定，就是幹什麼工作也不能超過大寨。城關有一些大隊在發展工副業方麵，本來具備較好的物質條件和技術能力，但就是因為怕“壓”了大寨，始終不敢放開手腳去發展。無論什麼工作都隻能說是學大寨、趕大寨，不能說“超大寨”。就昔陽範圍來說，大寨在林牧業生產方麵不如白羊峪大隊搞得好，但也不能提倡學習並推廣白羊峪發展林牧業的經驗；大寨在發展隊辦企業方麵不如李家莊公社搞得好，但也不能提倡學習並推廣李家莊發展隊辦企業的經驗。結果使得有的社隊偷偷到鄰近的陽泉市搞副業。他們為了不挨批判，借的是相鄰的壽陽縣一些社隊的戶頭，不敢說自己是昔陽人。後來，昔陽人將那時的政策概括為：“光種玉茭（玉米），甚也不要”，還有人將其稱之為阻礙經濟發展的“自殺政策”。
昔陽縣農村原來大多實行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這本來是符合當時黨的農村政策的做法。但從1967年上半年起，昔陽縣普遍推廣大寨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做法，並把這作為學習大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一項重要內容。
在學大寨運動中，昔陽在全縣範圍內“割資本主義尾巴”，取消了農民的自留地。而且由於怕農民成為“暴發戶”，怕他們“掉進資本主義泥坑”，縣裏決定把社員房前屋後栽種的樹一律收歸集體所有。所有這些政策措施，都嚴重侵犯了農民的切身利益，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影響了農民生活。
1967年4月，昔陽縣革命委員會把仍在全縣大多數生產隊實行的勞動定額管理製度，斥之為“修正主義、經濟掛帥”的勞動管理製度，同“一心為公勞動，自報公議工分”為特點的大寨勞動管理是“明明顯顯的兩個對抗的東西”，“是勞動管理上的兩條路線鬥爭”。在批判中，一方麵指責實行勞動定額管理是搞“工分掛帥、物質刺激”，使“強勞動力肥得不得了，弱勞動力生活不下去，導致兩極分化”；另一方麵，把大寨“一心為公勞動，自報公議工分”製度說成是“突出了政治，突出了人的因素，反對了資本主義經營方針，反對了物質刺激和工分掛帥，是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正確道路”，是農業“經營管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這就使大寨的勞動管理製度很快在昔陽縣推開。
完成以上的幾項變動後，在昔陽縣境內，實際上就把《農業六十條》所賦予農民的一點私有、自由權利又重新進行了一次“革命”，又割了一段“資本主義尾巴”。
由於大寨村的房屋、窯洞在1963年的洪災中大部被衝毀了，此後，他們依靠集體力量重新建設起大寨新村。在建設“大寨縣”的過程中，昔陽在全縣推廣大寨建設新村的經驗。於是，各個大隊都集體蓋了一些新房子，不少社員遷入新居。這看起來是件好事，可是有些大隊在修建新居的時候，拆了社員的一部分舊房，對拆了的舊房作價偏低，有的甚至沒有作價，等於無償剝奪了農民的一部分財產。而社員住新房仍要出一些房費，雖然費用不是很高，但農民也有意見。有些大隊的集體經濟本來就不厚實，也要拚命建設新村，好像不這樣就是不學大寨，結果是對農民的舊房不管戶主願意不願意都要拆除。而修建成的新村，也都學著大寨的樣子，一沒地方養雞，二沒地方喂豬。農民感到沒有原來住的四合院適用。這實際上是對農民生活資料的一種剝奪。農民群眾有怨言，許多基層幹部也有意見，但是不敢向上講，怕被說成是破壞學大寨運動。
在1970年的北方地區農業會議上，昔陽被確認為全國第一個“大寨縣”。為了表明階級鬥爭的嚴峻形勢，在這次會上還點名批判了昔陽縣著名的勞動模範張老太。
張老太是昔陽縣刀把口大隊黨支部書記。刀把口是老解放區，在抗日戰爭時期，張老太因領導群眾發展畜牧業成就顯著，被譽為太行老勞模。新中國成立後，他曾經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在全國有一定影響，是昔陽原來的“三枝花”之一，與白羊峪和大寨的黨支書齊名。在這次會議上為了把張老太打成對立麵，就給他加上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將張老太定性為民主派、走資派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