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組織加強了農業基礎工作，加之1970年全國的氣候條件較好，當年遭受自然災害的成災麵積僅有3.3萬平方公裏，比1949年以來成災麵積最少的1951年還少4800平方公裏。特別是由於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使得1970年的全國農業生產擺脫了連續三年下降和停滯的局麵，取得較大幅度的增長，基本實現了國民經濟“三五”計劃規定的各項生產指標。
1970年，全國農業總產值達到716.3億元，比1965年增長21.5%；糧食總產量達到23996萬噸，比1965年增長23.3%；棉花總產量達227.7萬噸，比1965年增長8.5%。其他如豬牛羊肉、油料、糖料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
北方農業會議強調學大寨要堅持“大批促大幹”，給山西省造成很大的壓力，為此，在省革委第四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了一個進一步開展學大寨運動的決議。決議提出“大寨在山西，山西怎麼辦”的問題。強調學大寨要“學根本”和解決基層領導班子中“五種人”的問題。這樣做的結果是更加打亂了山西省的農業生產秩序，影響了農業生產質量。中共山西省呂梁地委書記王國英後來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指出：當時農村的經濟政策，被踐踏無遺了。從“割資本主義尾巴”，到“大批集體經濟內部的資本主義”，把社員的自留地、正當的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割掉了，把發展多種經營和集體工、副業的路子堵死了，把生產隊的自主權和按勞分配的原則也批掉了。有的縣還搞過沒收社員自留地、自留樹、自留羊、小平車、縫紉機的所謂“五大革命”，對農業生產和群眾生活破壞很大，出現群眾缺糧外流的現象。
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都在貫徹會議精神，紛紛召開四級幹部會議，即由省、地、縣、社領導參加的會議，做了各自的學大寨決議。許多省、直轄市、自治區在檢討中都談到，自己原來隻是把大寨看成是生產典型，把學大寨當成增產的措施，沒有看作是方向、路線的問題。有的地方把學不學大寨提升到“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忠不忠的問題”的高度來認識，還有的地方把學大寨與“文化大革命”中的“鬥、批、改”結合起來，把學大寨和“一打三反”結合起來，和整黨建黨結合起來。
這年11月9日，山東省為貫徹北方地區農業會議給黨中央寫了一個報告，提出：“學大寨就是走社會主義大道，不學大寨就是搞歪門邪道。”“反對學大寨，就是走資派。”這個報告在11月19日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全國，更加提高了學大寨運動的調子。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學大寨的問題上也逐步實行了撥亂反正。1980年7月9日，《山西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抓典型上的嚴重教訓》的文章，其中提出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在學習推廣先進經驗時，如何正確對待先進經驗與黨的方針政策的關係。文章指出：“先進經驗不等於黨的方針政策，不能把先進典型的經驗同黨的方針政策混為一談，更不能把兩者的關係搞顛倒，用某個先進典型的經驗代替黨的方針政策。”這是人們在總結了學大寨運動的深刻教訓後得到的認識。
2.全國首家大寨縣
1967年，陳永貴擔任了晉陽縣主要領導人。此後，他在全縣範圍內推行大寨模式，使晉陽縣迅速成為全國學大寨的先進單位，並在北方地區農業會議上被認定為全國第一個“大寨縣”。
應當承認，昔陽在學大寨運動中，通過治山治水、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在農業生產方麵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全縣主要幾條河川，經過幾年的治水治山，控製水土流失，在寬廣的河灘上打壩填土造平原，全縣增加了5萬畝既能機耕又能澆水的良田。1970年全縣糧食平均畝產超過200公斤，提前兩年實現了毛澤東提出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到1972年黃河以北糧食畝產的目標，用3年時間，使全縣糧食總產量翻了一番。
但是，昔陽在建設“大寨縣”的過程中，除了糧食生產之外，其他各業都受到嚴重衝擊。昔陽縣領導推行的一些極左政策，損害了農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在建設“大寨縣”的過程中，昔陽縣以打擊“黑市”為名，嚴厲限製集市貿易。按照當時的說法，人們將集市貿易稱為“自由市場”。在限製集市貿易的同時，昔陽縣還基本取消了農民的家庭副業，一家農戶隻準養幾隻雞和一兩頭豬。昔陽縣趙壁公社有兩個村子，曆史上人們習慣用麥稈編草帽辮，這種家庭副業是當地農民的主要經濟來源之一。但1967年以後，縣領導規定，草帽辮隻準集體組織編織，個人業餘時間編織要受到批判。昔陽的山上有一種白草，農民原來常常割些拿到市場上賣，換點零花錢；昔陽縣是深山區，有的山窪裏可以開小塊地種，農民就自己開了地種點蔬菜、瓜果調劑生活。但後來這些都被禁止了，誰要自己割草賣，或去開小塊地種，要受到嚴厲批判。當時“白草、黑市、小塊地”，在昔陽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代名詞。不僅如此，昔陽縣還通過批判“集體經濟內部的資本主義”，嚴格限製了各社隊的工副業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