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這一大家人都曾長期住在大寨。他們同大寨結緣，其牽線人就是周恩來。
那是1971年，當時中美兩國尚未建立外交關係，韓丁攜妻子、母親、妹妹、妹夫等假道加拿大、法國來到北京。在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親切會見了他們。周恩來對他說：“大寨是艱苦奮鬥、自力更生建設農村的典型。你如果有誌於研究探討中國的農業，就應該到那裏看一下。”於是那年7月底，韓丁首次來到大寨。
韓丁與陳永貴很快成了好朋友，他們共同感興趣的話題是科學種田。韓丁向陳永貴了解“海綿田”，熱情稱讚大寨多年實行的秸稈還田。他對陳永貴說：“中國現在還很落後，但隻要有大寨的奮鬥精神，加上科學化和機械化，中國的農業完全可以趕上世界先進水平。”
當然，韓丁和陳永貴都是直性子人，他們在一起的時間長了，也會有分歧。韓丁說美國的免耕法好處多，建議大寨也這樣搞。陳永貴卻強調“三深法”的作用，說：“我們一口人才兩畝地，就得在‘深’字上做文章。”兩個人甚至因此抬起扛來。陳永貴說：“老韓，你那一套我用不上，我隻能用我的‘三深法’，你用你的免耕法。”韓丁則用徐緩的口氣說：“現在中國的大部分土地還得靠‘三深法’，等將來實現了機械化可以實行免耕法。”
這還不算，韓丁的母親80多歲了，還從美國帶著一個青年參觀團來到大寨。這個參觀團還不是參觀幾天就走，而是像中國的幹部下農村那樣實行“革命化”，和貧下中農實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人們估計這可能是長期在中國工作的寒春、陽早的主意。既然是搞“三同”，就不能住在大寨的國際旅行社，也不能在旅行社吃飯了。大寨人看來也很寵著他們，真的就在村裏給他們找了幾間房子，又從旅行社給他們派了一名廚師。於是，他們就實行起“三同”來了。其實這並不是什麼“三同”，不過是一種帶點刺激性的遊戲罷了。這些美國的年輕人，大概大手大腳習慣了，吃飯的時候邊吃邊丟，用美國人的觀點看這可能很正常，但在大寨人眼裏這種行為說輕點是浪費，說嚴重了就是犯罪。而且他們吃完飯也不收拾幹淨了，經常是杯盤狼藉，一副美國現代青年的派頭。這件事反映到了大寨黨支部，如果是中國年輕人這樣幹的話，那可以有許多辦法對付，但麻煩的是，他們都是美國人，而且是美國友好人士韓丁請來的客人，這就比較傷腦筋了。
倒是陳永貴點子多。他把這些美國年輕人包括韓丁一家人都請到了大寨會議室，還把駐大寨村的記者和農學家們也都請了來。
這是一次別開生麵的會議，會議的主題明裏是批評大寨村的某些人，實際是要教育這些大手大腳的美國人。會議一開始，陳永貴坐在講台前，讓兩個社員挑進兩擔穀穗。陳永貴讓挑擔進來的社員把筐子舉起來給大家看看清楚。筐子不大，裝得也不滿，兩擔大概有20公斤穀穗。陳永貴說，這兩擔穀穗是今天在一片收割過的地裏拾來的，是由某某人領導的一班人收的。他們這樣不負責任，一小片地就丟這麼多糧食，全大寨要丟多少？這個事大家得討論討論，舊社會貧下中農沒有糧食吃，吃糠咽菜，有這麼些糧食，要救活多少貧下中農？
陳永貴講完了，賈進財首先站起來“憶苦思甜”，即回憶舊社會生活之苦，想新社會生活之甜。賈進財說，舊社會許多窮人沒有飯吃，餓死病死，他自己從小就是給人當小長工，給人放牛，是吃糠吃野菜長大的。繼賈進財之後，還有許多老貧農也起來憶苦思甜，主要是憶舊社會之苦。在那片地裏割穀的年輕社員也站起來作了檢討。
這整個過程本來就是要給美國人看的。會議進行中，寒春等幾個中國通，就開始輕聲給那些美國青年翻譯。會散了，他們回到住地，寒春、陽早連夜組織他們結合幾天來生活、勞動中的問題進行了討論。據說這一著還挺頂用的，第二天飯桌上就幹淨了許多。
1978年金秋時節，韓丁應陳永貴之邀在大寨禮堂演講。當地群眾、附近村民和縣城各界人士都來聽他的這場充滿異國情調的演說。韓丁用比較生硬的中國普通話將中國的農業和美國的農業做了一番比較，講他自己在美國經營的農場，講美國農業的現代化和社會的專門服務體係，也講美國社會的高消費。他所傳遞的來自大洋彼岸的信息，給了太行山區的聽眾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