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此，漢武帝創建太學、鄉學，設立舉賢製度，形成了中國獨特的文官製度。秦代至漢初，選拔人才用的是軍功爵製；到了漢武帝時代，逐漸轉變為察舉征辟製，從根本上解決了大漢人才匱乏的局麵。
文景崇黃老，寬厚無為，垂拱而治；漢武帝則一反祖宗定法，尊儒術以約束官吏，效法家而嚴懲貪官，王道霸道，交錯為用。而其中尊儒興教，首立太學，尤予後世以至深影響。倘非此舉，儒家學說何以成“教”？倘非此舉，華夏文明何以存續？倘非此舉，學而優則仕何以體現？
然而，後世不乏對《天人三策》，對“獨尊儒術”深惡痛絕者，他們的批評並非毫無道理。
儒家對中國政治：“獨尊儒術”將政治倫理化、倫理政治化，迷信道德至上、教化萬能，力圖建設一種道德自律型的政治。這種重自律輕他律的思路，必然導致強權至上，個人專製。曾經的天朝上國，就這樣一次次與民主政治失之交臂。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始終無法走出“人治”的泥潭，擺脫因人興廢的曆史慣性。
儒家對民眾心理：且不論到了宋明理學，儒家學說走向極端。單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中國人就不得不在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中，扮演好自己的道德角色。如此，權力崇拜、君尊民卑、官貴民賤、奴性心理年深日久，“救世主”和“清官”情結愈加濃厚，甚至反過來成為昏君和貪官孽生的土壤。
儒家對人才素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儒家把“道德”作為衡量人才和錄用官員的決定性條件，將“從政”作為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途徑。然而，能有幸為官的是極少數，得明君而施展抱負者，更是十無一二。絕大多數士人鬱鬱終生。名為知人善用，多少人為之貽誤終身。
漢武帝時代，對應內在的儒家統治思想，就是中央集權體製。秦始皇首創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製；但是，秦朝短命，未能設計一整套執政方針。西漢王朝，到了漢武帝，徹底肅清了諸侯王分裂勢力，鞏固了中央政權。
對此，司馬遷擊節稱道！《淮南衡山列傳》中，太史公日：
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裏，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
元鼎五年（前112），漢武帝又以諸侯酎（zhou，咒）金（祭祀太廟時諸侯助祭的獻金）成色不足為由，一次削去106名諸侯的爵位，至此，高祖劉邦所封諸侯王，削捋殆盡。
秦行郡縣，不王不藩，是真正社會政治學意義上的封建體製。劉邦建漢，首封異姓諸王，後封同姓諸王。從政治體製的發展著眼，無疑是一種社會的倒退。繼而，呂後大封諸呂，終釀禍亂。因此，直到景帝朝，乃有吳楚七國之亂。而漢武帝采納主父偃建議，令諸王推恩以封子弟，大力削藩，平淮南、衡山二王之反，奪列侯一百零六人之爵。漢武帝上接秦始皇，行郡縣以推行國家政令，此後兩漢四百年，雖有外戚、黨錮之禍，但無藩鎮之患。
之後，晉又封藩，乃有八王之亂。唐初鑒於前轍，王而不藩，安史之亂後，肅宗又大事封藩，終以藩鎮割據，斷送唐朝。宋仿唐初，王而不藩，故兩宋無藩鎮之禍。明太祖立國，複大封諸王領藩地，終有燕王朱棣靖康之役，贛王朱辰壕之叛亂。明世宗以藩王人承大統，追贈生父，鬧成著名的大議禮，隨之明亡。清朝力懲前失，王而不藩，定製親王不出國門，故有清一代未有藩禍。
由此可見，古來帝王，由秦始皇至清代宣統，正統偏安者共二百餘人，真正懂得國家政體並善以此治國者，不過秦皇、漢武、宋太祖、清聖祖四人而已。
不僅如此，漢武帝在強化中央集權上多方探索，利用酷吏打擊權貴即其大手筆之一。
打擊不法豪強與貪官汙吏，勢在必行。但是，酷吏政治走到極端，難免會帶來各種後遺症。
酷吏王溫舒，嗜血成性，殺人為樂。漢代處決犯人，以十二月為限。春天到來，不能再殺人了，王溫舒迎風感慨：如果讓冬天再處長一個月，我的事（處決犯人）就辦完了。（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司馬遷對此直言不諱：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
漢武帝稱讚這樣的殺人魔王，提拔他擔任中尉，賜予更多的生殺大權。慘遭宮刑、深受酷吏之苦的司馬遷，能不有非議嗎？
大司農顏異與張湯意見不合，張湯竟然以“腹誹”罪名殺了顏異。什麼叫“腹誹”？就是肚子裏有意見。這較之一千年多年以後，秦檜構陷嶽飛的“莫須有”之罪，一樣的荒誕，一樣的恐怖！
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謅諛取容矣。
“毀譽參半”
漢武帝是第一個用“罪己詔”進行自我批評的皇帝。
征和四年（前89），漢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給百姓造成了痛苦，從此不再窮兵黷武、勞民傷財，甚至表白內心悔意。這就是《輪台罪己詔》。這份詔書，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