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兵力的強盛，除了騎兵的機動性強，還有賴於騎手射術精良。但中國自春秋戰國時代就有了弩機。劉項滎陽戰役中，項羽就是用弩機射中劉邦胸部，那是劉邦一生兩次致命箭傷的第一次（另一次在平黯布之亂中箭）。弩機借助於機械力量，發箭迅速密集，可以壓製匈奴騎兵的“火力”，這成為武帝敢與匈奴決戰的另一法寶。
因此，漢武帝一即位就要對匈作戰可概括為八個字：條件成熟，時不我待。
然而，漢武帝對匈奴作戰，一打就是數十年，幾乎是畢其一生，這是為什麼呢？
匈奴民族賴以生存的草原降雨稀少，這種生存環境決定了匈奴民族隻能以放牧為生，無法以農耕立國。
遊牧民族的生存狀態與農耕民族的巨大差別，決定了遊牧民族不可能像農耕民族一樣，擁有豐富的農產品和相應的生活奢侈品。遊牧民族獲取本民族無法生產的生活用品隻有兩種方法：一是邊境貿易（互市），二是掠奪性戰爭。本來，通過貿易互通有無，是最符合兩大民族長遠利益的做法。但是，匈奴民族一開始就選擇了錯誤的做法，憑借軍事優勢，靠掠奪獲取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將兩個民族拖入無休止的爭鬥。
這是漢匈戰爭的深層背景。
由於這一深層矛盾，戰爭成為特定時期解決矛盾的唯一辦法。
而且，漢武帝持續不斷的軍事打擊，對於保護漢朝的農耕生產、擴大漢朝的統治地域，轉移國內矛盾也有作用。可謂：發展擴張，利益之本。
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漢武帝持續作戰的負作用也非常之大。
“爭議成膠著”
從高祖到武帝，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和親已成既定國策，一旦改變，能夠得到廣泛支持嗎？
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此時，漢武帝即位已經六年，漢武帝將是否和親這件大事提交朝議。朝臣議論紛紛，有人主戰，有人主和。
主戰派以大行（外交部長）王恢為代表，和親派以禦史大夫（副丞相，主管監察司法）韓安國為代表。
王恢是燕地人，多次在邊地任職，熟知邊事，他堅決主張對匈作戰。王恢主戰的理由就一條：每次與匈奴和親，不過幾年，就毀約入侵。數十年來都是如此。對於這樣一個毫無信義的民族，最好的方法就是軍事打擊，打敗它。否則，永無寧日！（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複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
韓安國則認為：對匈奴作戰出兵千裏，無利可言。
首先，難以製服。匈奴是遊牧民族，擁有騎兵，流動性太強，而且他們沒有仁義可言，所以，很難製服（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製也）。
其次，以勞伐逸。我們千辛萬苦地追擊匈奴，等找到時，早已經筋疲力盡，怎麼可能打敗他們呢？這就好像強弓射出的箭，到了快落地的時候，連極薄的絲綢都無力穿透；又好像一場大風，到最後風停之時，連一根鴻毛都不能吹起來。這決不是因為強弓最初射出的箭沒有力量，也不是因為大風最初沒有力量，而是到了最後，箭和風已失去了力量。所以，攻擊匈奴有許多不便，不如和親。（漢數千裏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製其敝。且強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
韓安國的演講，生動形象，贏得了多數人的支持。
這裏有三點要思考：
一是，王恢和韓安國，誰的話有道理？
二是，為什麼多數大臣同意韓安國的意見？
三是，漢武帝究竟是什麼態度？
我們逐一來看。
王恢和韓安國誰的話有道理？
我認為：王恢的話抓住了自漢初以來漢匈關係的一個關鍵：和親不能長期保持兩個民族的和平。韓安國的話也有道理，對匈作戰往往是得不償失，敗多於勝。
王恢主張是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韓安國主張卻是臨時性的應急措施。因此，王恢講的是大道理，而韓安國講的是小道理。
最終，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那麼，大臣們為什麼大多支持韓安國的小道理呢？
和親自漢高祖以後施行了七十餘年，雖然相對保守，但是，風險不大：死不掉，好不了。而王恢主戰雖治本清源，卻是大手術，有機遇，更有風險。
因此，多數大臣支持韓安國是必然的。
對此，漢武帝究竟是什麼態度呢？
漢武帝一生在位54年，對匈作戰長達44年，毫無疑問是主戰派。但是，漢武帝最終同意了韓安國的意見。
堅決主戰的漢武帝為什麼會同意韓安國的和親主張呢？漢武帝真的要繼續漢初以來的和親政策，還是另有難言之隱？
請看：馬邑之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