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朝年輕的政治家賈誼在自己的文章中將中行說和匈奴單於並列，揚言要製服單於，鞭撻中行說（係單於之頸而製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可見當時中行說是如何的遭人唾棄。
漢文帝前十四年（前166）冬，在中行說的唆使下，匈奴單於率領十四萬騎兵攻人朝那、蕭關，殺死了北地都尉孫印，搶劫了很多百姓和牲畜。在彭陽（今甘肅鎮原縣），還將回中宮（秦漢時的離宮，在今陝西隴縣）付之一炬。匈奴偵察騎兵深入腹地甚至遠達雍地的甘泉宮（秦漢離宮，在今陝西淳化縣甘泉山上）。
這次入侵對漢文帝震動很大，執意親征匈奴，群臣怎麼都攔不住，還是竇太後出麵勸阻，才未成行。最後，漢文帝派一千輛兵車，十萬騎兵，駐守在長安周圍，防禦匈奴侵擾。同時又派五位將軍，帶領大量兵車和騎兵攻打匈奴。但匈奴單於在漢朝邊境待了一個多月就離開了，漢軍未能斬殺敵軍。
此後，匈奴每年都越過邊境，燒殺搶掠，為害極大。
漢朝的和親國策未能帶來預期的和平，反而孳生了無窮麻煩。中行說的興風作浪，無異於和親國策的極大嘲諷。漢奸內鬼，不僅削弱國力，更挫傷國威。
“戰事在眉睫”
老上稽粥單於去世，他的兒子軍臣繼立為單於。
漢文帝後元六年（前158），匈奴三萬騎兵進犯上郡、雲中郡，燒殺搶掠。漢朝派出張武等三將軍，分別駐軍北地、代國句注、趙國飛狐口。同時，派兵堅守邊塞一線。圍繞首都長安，又有周亞夫等三將軍率兵駐守細柳、渭河北岸的棘門和霸上。這就是漢文帝的“鐵桶陣防禦”。一旦匈奴騎兵侵入代地句注邊界，報警烽火便通向甘泉和長安。但是，等到漢朝兵馬來到邊境，已經是幾個月後，匈奴早已遠離邊塞，漢朝軍隊隻得作罷。
此後一年多，文帝去世。
漢文帝一朝曆經匈奴冒頓、老上、軍臣三代單於，匈奴對漢朝發動了三次大規模侵擾。
景帝繼位之後，吳、楚七國叛亂。匈奴又想乘漢朝內亂，同趙國聯手，入侵邊塞。後來，漢朝軍隊攻破趙國，迫使匈奴中止了趁亂入侵的念頭。
漢景帝堅持與匈奴和親，互通關市。直到漢景帝去世，匈奴雖然時有騷擾，卻沒有大的侵掠行動（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與漢文帝相比，漢景帝的確要幸運得多。
不過，自高祖對匈奴實行和親政策以來，匈奴之患仍然連綿不斷。所以，漢武帝征戰匈奴的首要原因，是曆史的積澱，是兩大民族的宿怨：和親無效，征戰雪恥。
漢武帝16歲登基，第二年便派人出使西域，目的就是斷匈右臂，為日後大規模對匈作戰做準備。
為什麼漢武帝一即位就開始布置對匈作戰？而不再像乃父乃祖一樣實行和親呢？
軍事鬥爭歸根結底是經濟實力的較量，漢匈戰爭也不例外。西漢初年，曆經了十六年暴秦的殘酷統治，三年反秦戰爭，四年楚漢戰爭，社會經濟受到重創。
《史記·平準書》有這樣的記載：漢朝繼承的是秦朝的爛攤子，壯年男子參軍打仗，老弱之人還要運送糧餉，事務繁忙而財政匱乏，皇帝都備不齊一輛四匹同樣顏色馬拉的車子，大將、丞相有的乘坐牛車，老百姓家中沒有吃的也沒有蓋的（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國民連最低生活標準都達不到，何談打仗？
西漢王朝不是不想和匈奴兵戎相見，隻是劉邦、呂後、文帝、景帝時代，都不具備對匈奴決戰的條件。
至武帝初年，國家已得到七十多年休養生息，百姓豐衣足食，京城積聚的錢幣千千萬萬，穿錢的繩子都朽爛了，無法統計到底有多少錢財。太倉中的糧食，新陳相繼，有的露天堆放，以致腐爛變質。（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癝瘐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這說明到武帝初年，西漢的經濟實力足以支持大規模對匈作戰。換句話說，漢武帝已經有了與匈奴開戰的本錢。
經濟狀況全麵好轉，惠及軍事上有兩方麵：
邊地糧食充足。
隨著整個國家糧食的充沛，邊境地區的糧食儲備也很充足。漢文帝曾采納晁錯的建議，送糧到邊地的人可以封爵（入粟拜爵）。
爵位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政治等級製度。漢代施行的是二十等級的軍功爵製。最高級是列侯（二十級），有封國；其次是關內侯（十九級），有食邑而無封國。列侯、關內侯可以做丞相、禦史大夫、九卿等高級官。以下是九級的卿級爵位，五級大夫級爵位，最低的是四級小爵。爵位不僅有軍功爵，還有民爵，普通百姓有了爵位，一旦犯罪，就可以免罪。此項舉措無疑對邊地糧草的不斷充盈有激勵作用。
軍事實力增強。
對匈作戰的軍事準備主要是兩點：一是戰馬，二是弓箭。
漢初馬匹奇缺，價格極高（馬一匹則百金）。武帝初年，馬匹數量劇增，大街小巷，田原阡陌，隨處可見。我們形容人心勢利，往往會說“隻認衣冠不認人。”；而武帝初年，世風流行的是“隻認寶馬不認人”。騎母馬的人走到大街上根本抬不起頭，家庭舉行盛大酒會，誰也不會邀請你（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太掉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