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商貿往來使得世界各國的錢財源源不斷地湧入中國，當時的中國成了東亞海域的貿易中心。德國著名經濟學家貢德·弗蘭克在其著作《白銀資本》中這樣評價：“作為中央之國的中國，不僅是東亞朝貢貿易體係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據支配地位。”以上這些都說明了16世紀在中國東南沿海一帶不僅產生了海洋文化，而且這種海洋文化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中國當時的這種海洋文化不是農業海洋文化，而是一種可以與西方海洋文化相提並論的開放性的商業海洋文化。
（三）海洋意識、海權思想，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
一個民族海洋意識的形成是與一個民族海洋文化的發展息息相關的。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是與他當時接受的教育以及他在實踐中形成的海洋意識、海權思想分不開的。法國學者在《海外華人》一書中，記錄了關於鄭和勸諫皇帝保留船隊的話語：“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於海，危險亦來自於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我國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擴大經商，製服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以上記載表明了鄭和擁有十分明確的海洋意識和海權思想。而且明成祖當時宣揚的對外政策“宣德化而柔遠人”就是要將中華文化傳播到海外，同時要保持同海外各國的睦鄰友好、不窮兵黷武的關係。鄭和在七下西洋的過程中嚴格遵守並執行了這樣的對外政策。鄭和在七次下西洋的過程中每次遇到問題，都會按照這種對外政策來處理，他能妥當地調解糾紛，增進兩國的友誼；能夠克製忍讓，化幹戈為玉帛；能夠樂善好施，聯絡感情。在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過程中，遇到爪哇的西王殘殺一百七十名船員的事件時，就始終堅持了明朝的外交政策。鄭和的容忍、大明王朝的寬厚博大在爪哇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第一次出海成為名副其實的和平之旅。
鄭和在下西洋的過程中，一遇到爭端都盡量使用和平友好的方式加以解決，但也出現過運用武力解決問題的實例。鄭和運用軍事行動來解決爭端隻是一種偶然的現象，他在整個航海過程中始終堅持的都是和平、開放的外交政策。而且在所到達的國家不僅得到了當地政府的支持，還受到當地人民的熱情歡迎和讚賞。鄭和所做的一切，給中國和東南亞各國帶來巨大的收益。據曆史記載，在明成祖統治的二十一年中，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亞非之間各國的來訪達到了三百一十八次之多。而且很多國家的國王還親自率領使臣來進行訪問，其中有渤尼（今文萊）、滿加剌、蘇祿（今菲律賓蘇祿群島）、古麻剌朗（今菲律賓棉蘭老島）四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