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明史》一案還開了以"逆書"索賂的惡劣先河。一些惡棍小人紛紛效法，去挑別人著述中的言辭紕漏，牽強附會，指為"逆書"，漫天敲詐。後來竟發展到歹徒們索性自製逆書、想敲詐誰就把誰的名字列上的地步。就曾有沈天甫、夏麟奇、呂中等人合刻了一本詩集，假托為陳濟生所編，偽稱收集了大江南北名士大家700多人的逆詩。由沈天甫於康熙六年（1667年）敲詐內閣中書吳元萊二千兩白銀，遭拒後，就將該書檢舉報官了。但刑部審理後，真相大白，於是沈天甫等四人自食其果，被判斬首。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親政，智殺權臣鼇拜後，采取了一係列寬文網之禁、懷柔漢族知識分子的政策，使得思想界、文化界相當活躍，不少被稱道為"勝國（指明朝）遺民"的著作都結集出版。
但僅隔十年，就發生了著名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戴名世原是清廷翰林院編修。因憤慨朝廷隨意篡改明史，他效仿司馬遷，通過訪問明朝遺老和參考文獻資料編寫了《南山集》。該書印出十年後，於康熙五十年(1711年)被指控書中用南明年號並涉及多爾袞不軌之事。結果戴名世被判淩遲處死（後改為斬刑），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歲以上者立斬，女子及十五歲以下男子，發給清朝功臣家作奴仆。受此牽連的有方孝標（曾提供參考資料《黔貴記事》）、戴氏同族有職銜者、給《南山集》作序的汪灝、方苞、王源等及為書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雲鶚等人及其妻、子，共計三百多人。
有論者認為，清朝入關後不久，進行祭祀黃帝和尊孔，自詡為道統和學統的繼承人。一個是祭祀黃帝，另一個是尊孔，是傳統中國人的文化標誌，是曆史文化認同的標誌，也是"以夏變夷"的裏程碑。並指出，清皇帝雖然在入關不久進行"黃帝祭祀與尊孔"，完成向傳統的"中國人身份"的轉化，但是有其名未必有其實。這是利用了儒學理論的漏洞，從此用"夷夏之辨"反清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理論根據，知識分子開始分化。
的確，清朝統治者在對各族上層分子進行籠絡利誘的同時，還努力加強文化思想上的統治。統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學，積極進行思想誘導。對不利於他們統治的思想言行，則進行嚴厲鉗製和殘酷鎮壓。隻要文人學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滿，或者統治者認為其有不滿、有反清傾向（這在文字獄鼎盛時期尤其如此），必興文字獄，動輒株連數十人乃至數百人。陳捷先著《雍正寫真》一書中這樣寫道："雍正皇帝一邊尊孔，以各種行動出人意料地宣揚或崇敬孔子；一邊卻又踐踏孔子的門徒，對儒家官員與知識分子，羅織文字罪狀，進行無情的摧殘打擊。"
雍正朝的文字獄始自年羹堯案。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人，進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帶平叛屢建功勳，康熙末年授定西將軍、兼理川陝總督，一意依附當時還是雍親王的允禛。允禛即位後，年羹堯備受寵信，累授川陝總督、太保、撫遠大將軍，爵封一等公。年羹堯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開始居功自傲。這就犯了功高震主的大忌。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出現"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天文奇觀，臣僚上表稱賀，在年羹堯的奏折中找到了兩處問題，一是字體潦草，二是將成語"朝乾夕惕"寫成了"夕惕朝乾"（其實兩種寫法意思不變）。最後年羹堯被劾成九十二條大罪，被勒令自裁，親族、同黨或斬首或流放或貶謫，凡是與他有一絲牽連的人都難逃處罰。
年羹堯死後七天，就發生了其幕客汪景祺西征隨筆案。緣由是在汪獻給年的《西征隨筆》中發現他竟敢"作詩譏訕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汪被斬首示眾十年；妻子兒女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滿洲軍士)為奴；兄弟叔侄輩流放寧古塔；疏遠親族凡在官的都革職，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於牽累的人多，汪景祺僑居的平湖縣城甚至傳出"屠城"的謠言，居民驚惶逃竄。
雍正時期的文字獄大都帶有明確的政治目的。眾所周知，對於雍正帝的即位向來頗有微辭。清廷內部尚有不少人對雍正的皇位說三道四，這自然使他寢食難安，大為光火。因此，他即位的頭幾年便連興幾場大的文字獄，無論親疏滿漢、功臣貴胄，隻要對他的皇權構成威脅的，幾乎都被牽連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