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又親辦了著名的"呂留良文字獄"，把一個死去幾十年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呂留良開棺鞭屍示眾，將他的後代、學生以及為他刻書藏書者連同家屬一律處死。其深仇大恨源於呂留良遺著中的誹清觀點被湖南兩個書生利用，到處進行謀反活動，影響甚廣。案結處置，呂留良、呂葆中父子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呂毅中斬立決；呂留良諸孫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家產悉數沒收。呂留良學生嚴鴻逵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其孫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學生沈在寬斬立決；黃補庵(已死)嫡屬照議治罪；刊印、收藏呂留良著作的車鼎豐等四人判斬監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裏外，還有十數人受杖責。呂留良案表明雍正朝的文字獄開始轉化為鎮壓漢人的民族思想為特征。而呂案又引發了歹徒小人為陷害別人大造文字"逆案"的歪風。翰林院庶吉士徐駿被人告發"思念明朝，出語詆毀，大逆不道"。罪證是兩句詩："明日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經雍正批準，殺了徐駿。荒唐之至，可見一斑。
到了所謂的"聖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時，文字獄則達到頂峰，共發生一百三十餘案。在整個清朝160餘起文字獄案中，乾隆時期就有130餘起，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八十。起初，乾隆帝令刑部將懸掛在菜市口梟示的汪景祺頭骨取下，"製竿掩埋"，接著又降旨赦免了被發配的汪的親屬。為避免再發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獄，乾隆帝暫時聽從山東道禦史曹一士"請寬妖言禁誣告折"，批準刑部的建議：今後凡告發旁人詩文書劄等悖逆譏刺的，如審無實跡，一律照誣告反坐；如果承審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獄的，以"故入人罪"論。（《文字獄》）
但好景不長，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獄又死灰複燃，起於"偽孫嘉淦奏稿"案。"偽孫嘉淦奏稿"一案大鬧了一年。一年來，全國上下大張旗鼓追查偽稿，不知花費了多少人力財力，也不知牽連了多少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軍機大臣向乾隆帝奏報：經審訊孔則明代書寄稿家信，全屬子虛。盧魯生經反複"開導"，也承認了與劉時達共同捏造偽稿的"實情"。這些複審及奏報，實際上皆乾隆帝授意。當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偽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盧魯生押赴市曹淩遲處死，同時宣諭中外，偽稿所有傳抄各犯俱加恩寬免；對於傳抄偽稿的官員，則照例治罪。另外對審理不力的官員如江西巡撫鄂昌、按察使丁廷讓、南昌知府戚振鷺等革職拿問，交刑部治罪。兩江總督尹繼善、閩浙總督喀爾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嚴議。至此，曆時一年七個月，蔓延京師、山東、山西、江西、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貴州、廣東、廣西以及邊遠土司等地區的、轟動全國的清查偽孫嘉淦奏稿案倉促了結。
偽稿遍及全國，正說明此議深得人心，皇帝該"聞過即改"才是。然而乾隆帝絲毫不想到自己確有過錯，反而感覺到敵對暗潮在全國湧起，因此將原因定為"皆因以往實行的寬大之政"，是"請寬妖言"、"禁挾仇誣告詩文"等政策縱容了"誹謗"。乾隆帝決定改變"婦人之仁"的"寬緩方針"，決定繼承列祖列宗的嚴猛苛政，降旨："此等奸徒，傳播流言，儔張為幻，關係風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為整飭。"從此文字獄波瀾壯闊，直到以修四庫全書為名義，從而查辦禁書、徹底摧毀中華民族精神的千古創舉，致使當時的政治局麵和學術思想越來越僵硬，人人自危，噤若寒蟬。乾隆年間修的《四庫全書》中所收古籍許多經過篡改，其直接後果，以致吳晗說"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
帝製時代的獨裁君主都推行文化專製主義，而以清朝為最甚，清則以乾隆為最甚。魯迅說："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洲人以異族入侵中國，講曆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清代文字獄是封建專製主義空前強化的產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樹立君主專製和滿洲貴族統治的絕對權威。不可否認，文字獄禁錮思想、扭曲和毀壞文化，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社會後果，影響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但清入關開始統治中原之初，必然要加強專製鞏固皇權。文字獄正是達到這一根本目的的一種重要手段。文字獄的實行客觀地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民族融合。各族人民為此不得不暫時收起自己心中的不滿，小心翼翼地從事各自的勞業。這不能不說是出現康乾盛世局麵的一個重要原因之一。
7.穩住陣腳，康乾盛世
文字獄確實造成了深遠的負麵影響，但也的確有利於清王朝的專製統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治世，號稱"三世之春"，是清朝的黃金時代。所以有論者認為，嚴厲的文化專製扼殺了思想自由，從而也窒息了中華民族的創新精神，最終造成了"萬馬齊喑"的可悲而且可怕的局麵，但思想統一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是重要的，康、雍、乾時代力行整飭思想，一時確也有助於保持政治安定和社會穩定，其正麵效應不容完全抹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