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重慶各界也紛紛舉行憲政活動。10月14日，中國青年記者學會總會在重慶召開憲政問題座談會，中華職業教育社、救國會負責人褚輔成、江恒源、沈鈞儒、鄒韜奮、李中襄、張申府及新華日報社社長潘梓年、總編輯吳克堅及各報記者30餘人參加。11月12日，重慶新生活婦女指導委員會、婦女慰勞會重慶分會、反侵略分會、回民救國協會、天主教婦女服務會、陝甘寧邊區各界婦女聯合會駐渝代表團、難民服務團、渝市婦女會、東北救亡總會等27個婦女團體代表百餘人舉行憲政座談會，史良主持會議，史良、劉清揚、曹孟君、廖似光、張玉琴等就憲政問題作了發言。12月10日，重慶舉行青年憲政問題討論會，潘公展、方采芹、鄒韜奮及各界青年500餘人參加。會議決定籌組中國青年憲政促進會。除重慶外，成都、桂林、上海等地也先後組織了憲政座談會和憲政促進會。各黨派、各階級、各團體的代表人物，在會議上和報刊上紛紛發表關於憲政的言論，憲政問題一時成為全國注目的大事。
中國共產黨認為，召集國民大會實施憲政，國民黨並沒有誠意，但爭取民主、實施憲政是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所以解放區廣泛開展了要求國民黨實施憲政的活動。1939年11月24日，毛澤東、陳紹禹、林伯渠、吳玉章等共產黨參政員發起成立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張聞天、王稼祥、陳雲、李富春、滕代遠、蕭勁光、艾思奇、周揚、冼星海、胡喬木、傅連蟑等80餘人參加了發起人會議。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並發表宣言，指出：實施憲政之意義，在於發揚民意，徹底戰勝帝國主義；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必須徹底修正，其代表必須重新選舉；國民大會組織法必須修正，國民大會應成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應發起普遍深入的憲政運動，人民有討論憲政與選舉國大代表之自由，各抗日黨派有合法存在權利與參加國大代表競選之自由。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的講演，指出，國民黨頑固派曆來是反對憲政的，現在口談憲政，是因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沒有辦法，隻好應付一下。但他們嘴裏一套，手裏又是一套，他們口裏的憲政，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他們是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中國人民所要的憲政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也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專政，這樣的憲政也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憲政。憲政運動的方向，決不會依照頑固派所規定的路線走去，一定和他們的願望背道而馳，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規定的路線走去的。真正的憲政決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經過艱苦鬥爭才能取得的。毛澤東的演說為憲政運動指明了方向，拆穿了國民黨頑固派玩弄憲政的騙局。在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提出對於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的修正案和對於國民大會組織法的修正案；大會推舉毛澤東、陳紹禹、王稼祥、林伯渠、康生、吳玉章、李富春、謝覺哉、艾思奇等47人為理事，吳玉章任理事長。除延安外，其他抗日根據地也成立了各界憲政促進會。
麵對全國各界轟轟烈烈的憲政運動，國民黨頑固派十分恐慌，國民黨文人政客紛紛發表言論，叫嚷召開國民大會並非即時實行憲政，憲政不但不是黨治之結束，相反正是黨治之開始，露出了國民黨憲政騙局的真麵目。與此同時，國民黨采取種種辦法破壞憲政運動，在各地禁止和限製爭取憲政的活動，限製報刊登載關於憲政運動的文章，特務流氓在憲政促進會和憲政座談會上進行搗亂。1940年9月18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議：原定本年11月12日召集國民大會，各項工作大體辦竣，惟因各地交通受戰事影響，頗多不便，國民大會召集日期應俟另行決定。一切未完選舉事宜，由政府責成選舉事務所積極辦理；特設國民大會籌備委員會，負責組織大會籌備事宜。至此，由於國民黨沒有實施憲政的誠意，熱鬧一時的憲政運動就此收場，最終成為國民黨騙局的犧牲品，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幻想最終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