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向菊波互為襯比的是另一個男人湯文。湯文是縣文化局的“右派”，專政對象，他艱難屈辱地活著，但一切外在的打擊都未能扼殺他固有的正義感和犧牲精神，先後在向菊波淫威下救了素昧平生的陳淑君，在生死關頭救了一個素不相識的孩子。陳淑君穿透“右派”外衣發現一顆金子般的心，勇敢地愛上了湯文。桑塔亞那在《理智生活》中說：“真正的愛是一種深沉的、無言的本能親和力，一種攫住心靈的無法言說的激情，一種使世界圍繞著神秘的一點合為一體的影響力，好比一顆發光的結晶體。”陳淑君用“真正的愛”鎔鑄的“結晶體”照亮了湯文的生活，溫暖了他那顆透涼的心，他為自己被愛而稍稍振動被折斷的翅膀，漸漸恢複作為一個人的自信。然而，愛情雖美好，現實卻無情，湯文充軍勞改的厄運即將降臨，因此在他們的愛情開花結果在望時，湯文退卻了，他越是愛陳淑君，越覺得自己應該離開她，不能讓自己所愛的人陪自己一起上祭壇下煉獄。又是一個圓月高照的春夜，陳淑君要把自己寶貴的身體獻給湯文，以示自己甘願與他一道上刀山下火海的決心，不惜背負沉重的十字架，承擔巨大的壓力和苦難，以捍衛“真正的愛”。但被拒絕了。陳淑君感慨萬端，同是“春夜”，一個男人要強暴她，另一個男人卻拒絕她。卑鄙與崇高，涇渭分明。可是，卑鄙者飛黃騰達，崇高者發配勞改，生活如此叫人費解。
小說結尾回到1979年的現實。向菊波貪汙腐化，終至被捕，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湯文從千裏之外歸來，政治上平反了，但與陳淑君的重逢，沒有歡樂，隻有苦澀。陳淑君已做他人婦，有個幸福的家庭。時間改變了一切。湯文懷著一顆失落然而高尚的心，留下一封信，悄悄地走了。湯文因為愛而終於失去了愛。至此，小說最後完成湯文悲劇形象的塑造。作者以理性的目光審視反右風暴在人與人的深層情愛關係上所留下的苦難陰影，啟示人們：政治自由是真正的愛情得以實現的必要條件，歡呼政治清明時代的到來。
《夏夜星空》是又一篇表現愛情這個人類永恒主題的小說，雖然也是寫一個沒有結局的愛情，但卻一掃《春夜》的沉重，以一種詩意的筆調述說一個亦真亦幻的浪漫愛情故事。作品有出色的景物描寫，純淨、美麗的夏夜星空與主人公那純潔的愛情相互映襯，使這個愛情故事充滿詩情畫意。昆明退休女教師梅佑霖奶奶到女兒家小住。她有一件隨身攜帶須臾不離的寶貝：口琴；她有一個終生未改的愛好：吹奏音樂家宋聰的曲子。即使客居異鄉，仍一如既往。在去女兒任教的學校參觀中，意外地看到“紀念人民音樂家宋聰誕生65周年”展覽，一幅幅照片勾起梅奶奶對前塵往事的回憶。17歲那年，她就讀於昆明信義女中時，曾目睹19歲的宋聰指揮五所中學的大合唱。“他那春芽一般欣榮的朝氣，他那白楊一般挺拔的英姿，一齊珍藏在少年梅奶奶那黃金般的記憶裏”。僅此一麵，孕育一生癡情。雖然天各一方，她卻情係宋聰，為宋聰成名而喜，為宋聰英年早逝而悲。麵對口琴，如對宋聰；吹奏他的曲子，如對他訴說衷腸。正當我們為她的柏拉圖之戀發出慨歎時，小說情節出現了波瀾，省婦聯退休幹部宋大姐登場了，她是宋聰的姐姐，這位不速之客前來講敘一個與梅奶奶有關的傳奇故事，來完成一個與梅奶奶有關的神聖使命。原來當年宋聰每天黃昏都去梅家傘店附近聽梅佑霖唱歌，悄悄地愛上了這個愛唱歌的純樸姑娘。當宋家媒人登門時，梅家已不知搬遷何方，自此失之交臂。宋聰始終念念不忘梅佑霖，請姐姐幫他尋找，代他捎信。直至24歲在日本遊泳不幸身亡，一直沒談戀愛沒結婚。梅奶奶的心被震撼了，她感到幸福，她感到悲哀，手捧宋聰的遺信和定情物(一首名曲的手稿)，遙望天際那一顆最明亮的星星，淚如泉湧。宋聰與梅佑霖之間沒有任何承諾，甚至沒有過一般的接觸，就那樣心心相印，終生守著那份愛，這是一種排除了一切世俗的物質的因素的心靈傾慕和精神戀愛，不是一般人能夠達到的精神境界。據說宋聰的原型是聶耳，據說聶耳真有這麼一段生死不渝的戀情，不管怎樣，讀了這個故事，我們感受到一種時間無法消融，生死未能阻隔的聖潔的感情。這種浸潤傳統美德的愛情，以現代人的情愛觀衡之，也許不以為然。但它對時下的“亂愛”現象不無淨化作用。
小說集中有一組頗為令人注目的作品，這便是反映作家生活的《女神》、《嘻皮人物》和《明月》。守住藝術女神，擁抱文學創作，營造精神家園，是作家於建初所神往並身體力行的。不管文壇如何花樣翻新，他以嚴肅和深刻為自己矢誌不二的探求，對某些熱衷講俏皮話吊胃口的“嘻皮文學”嗤之以鼻，對褻瀆文學創作的行為和文壇不正之風深表反感。在《女神》中，作者借一位業餘作家李安的口作傳聲筒，述說自己的藝術追求與寫作主張，對如何提煉主題，如何運用文學語言，如何借鑒中外名著等創作中遇到的問題侃侃而談。在《嘻皮人物》中，作者描繪某些文化人在社會轉型的短暫無序中迷失方向，人格發生裂變的悲劇。他們放逐崇高，忘卻使命，一味迎合某些市民的低級趣味去炮製文學藝術，甚至連自身也異化為金錢的奴隸。小說從“我”的眼中反映出這種裂變、異化的荒謬性和危害性。“我”的老同學“敦厚素樸”的胡美仁，成了今天的“嘻皮人物”“胡哈包”(傻瓜)，據說改名是為了搞笑，“連名字也有戲”；打扮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據說是為“製造戲劇效果”；講話也是怪怪的，什麼“老同學相見，真是泰山上的女子”(“太好了”)；床頭櫃上供著一盤泥土，他解釋說是“嘻皮文學”的創作源泉；三杯酒落肚，更是洋相百出，粗俗不堪。這個人物居然就是市劇院的著名編劇，他的鬧劇《哈哈笑》被譽為“傑作”。文藝在這裏墮落到了何等地步，可歎!作者當然用了誇張的手法，例如胡哈包供奉泥土的細節描寫等。誇張的基礎是誠實，魯迅說過：“‘燕山雪花大如席’，是誇張。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著一點誠實在裏麵，使我們立刻知道燕山原來有這麼冷。如果說‘廣州雪花大如席’。那可就變成笑話了。”和胡哈包完全一樣的文人似不多見，但有胡哈包傾向的文人確乎不少。於建初巧妙運用誇張手法，把“嘻皮文學”、“嘻皮藝術”和“嘻皮人物”的醜態用特寫鏡頭加以“廓大”，使之暴露無遺，令人觸目驚心，進而對什麼是藝術，藝術應該具有什麼樣的品格這一嚴肅問題深長思之。
小說集中的《明月》是篇比較費解的作品，我姑妄言之。李安是個不得誌的業餘作家，胡美仁是個表麵似乎成功而實質上其精神本質一敗塗地的作家，《明月》中的鄭孤則是一位大獲成功的作家。作者著力描寫的不是鄭孤如何勤奮拚搏、怎樣獲取成功，而是他成功前後反差巨大的生活，從而抨擊世態炎涼的社會現象。鄭孤原本是一個沒有靠山沒有背景的人物，生活“好寒磣，好苦，說起來叫人落淚”，他到處“受摁受壓受氣”。為改變卑微的處境，“他便拚命於一支筆”，他成功了，小說連連獲獎，甚至在意大利獲獎，得到洋人老外的青睞，照例身價倍增，市裏那個頭頭“對他特器重特欽佩特關心備至”，特命人給他擴大住房達六間之多，特命人給裝部電話，享受起市委書記的待遇，“他紅得有點發紫了”，於是，鈔票滾滾而來，頭銜官帽漫天飛舞，社會應酬絡繹不絕，飯局舞會接踵而至，風流美女龔碧君奉送“愛情”。作品如果描寫鄭孤得意忘形，腐化墮落，走向反麵，不失為一麵鏡子，足以為人鑒戒。但若如此寫來，小說易流於一般化。作品峰回路轉，另辟蹊徑，它讓一個成功人物萌生退誌。鄭孤用一個頗具宗教思辨色彩的故事向龔碧君勸善，收到奇效，龔碧君猛然徹悟，洗盡鉛華，走向山區，獻身教育。鄭孤超度了一個墮落的靈魂。他自己呢，“最後，我也將到那我應該去的地方去的”。哪裏是他應該去的地方呢?小說未加交代，結尾所寫比較朦朧，似乎富於某種象征意味。白鹿寺的景物似曾相識，是前世來過，還是夢中遊過?鄭孤神思恍惚，悵然若失，妻子則毛骨悚然，驚恐不已。生日家宴後，鄭孤行為怪異，遠離妻女，獨自裸臥於幽僻竹園的明月之下。這兩處描寫有點玄虛，正是我所說的費解處。作者也許借此暗示鄭孤將退出名利場，或追尋弘一大師李叔同的足跡，退隱山林，與明月青鬆為伴；或步龔碧君的後塵，脫離喧囂紅塵，追尋新的人生。鄭孤的突轉出人意外，耐人尋味。名利是許多現代人包括鄭孤在內趨之若鶩的目標，鄭孤是實現目標的勝利者，但當他站在名利峰巔時，他似乎看到了苦海，世態醜惡使他對自己為之奮鬥的東西產生懷疑和叛逆。小說所揭示的不正是某些知識分子的精神矛盾和尷尬處境嗎?!
《同學之歌》承襲了《嘻皮人物》的主題，呼喚人性複歸。小說也選擇了《嘻皮人物》相類似的題材，表現“老同學”闊別多年再度重逢時，一方已然物是人非，為潮流所裹挾，人格發生可怕的裂變。然而同中有異，作者沒有重複自己。《嘻皮人物》中的胡美仁是個文化人。作者通過對他的描寫，偏重探討文藝問題。《同學之歌》中的朱小海是個一般的工廠職員，作者通過對他的刻畫，偏重暴露社會的不正之風。《嘻皮人物》中的“我”僅充當胡美仁前後判若兩人的見證人，胡美仁的變化使她產生吃驚、厭惡、疏離的感情，對改變胡美仁或許想都未想或許束手無策，一走了之。《同學之歌》中的林大可不同，當他為籌備春節老同學聚會而自掏腰包，仆仆道途，乘車百裏，專程造訪老同學朱小海而受到冷遇嘲笑時，他為朱小海的變化感到吃驚，更為朱小海辦事要講求“實惠”，要有“油水”的處世哲學感到憤怒，但他不放棄對老同學的責任，他始而以火山爆發般的感情責問：“怎麼能說什麼事都要求個實惠呢?……一個人沒有精神生活、精神寄托，那不是如同行屍走肉一樣嗎?”繼而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並深情地朗誦起朱小海當年純情的詩作。朱小海那顆被世故包裹的心蘇醒了，已然淪喪的人格和尊嚴、情義和良知複活了，他立即付諸行動，把已撈到手的一筆不義之財歸還原主。林大可的話如晨鍾暮鼓，儆戒著人們，具有普遍教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