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羅暟嵐筆下，舊中國的勞苦大眾固然苦不堪言，而在號稱“金元帝國”的美國，勞動人民的處境也同樣悲慘。馬克思說過，資本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肮髒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頁）。美國富翁的萬貫家財來自對勞動人民的殘酷榨取；經濟危機給資本家帶來的虧損，最後也統統轉嫁到殖民地和本國勞動人民身上。一九三四年一月，羅暟嵐在散文《朱湘》中傾訴自己在美國的心境：“作家到了美國，簡直是走上了絕路，別說環境根本不適宜於寫作，每天白人給你的氣已經夠受，心頭隻會想怎樣殺人，哪有閑情提筆創作？！”作為弱國子民，作者留美期間受到民族歧視，這種境遇是一個契機，使他有可能走出個人狹小天地，去廣泛地接觸美國社會和人民，他在《苦果·序》裏說：“我有機會在另一個國度裏住了些時日，接觸了另一種人的生活，雖然外表上與我們有程度之差，但生活的裏麵藏著的是一樣的東西。人類常作的蠢事，他們也一點不缺少，人間的慘劇，也照舊在那裏一幕一幕地搬演。”羅暟嵐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描繪了一幕又一幕的美國“慘劇”，如《人間天上》中的華隨太太，在泥水匠丈夫因養不活妻小而棄家逃走後，她可以咬牙挺住，做女工、當廚娘，含辛茹苦把兩個孩子拉扯大，居然還開了一爿小小的咖啡店；然而，美國經濟的不景氣，也波及她賴以維生的小店，這個致命打擊，她無力承受，走投無路之際，毒死一對小兒女，自己準備蹈海自殺，脫離這悲苦“人間”，去追尋那實際不存在的幸福“天堂”。這駭人聽聞的悲劇是怎樣釀成的？華隨太太的性格是怎樣扭曲的？作者借作品中“我”的口作了回答：“我以為這社會要負責。這社會大概什麼地方有了毛病，所以才會逼得母親殺死自己的兒女。”又如《小迷姐》中所寫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造成大批工人失業，勞動人民進一步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失業工人的孩子小迷姐挨打、受餓、流浪、睡垃圾箱，可憐的小生命在死亡線上掙紮。女記者蘇茜對美國社會發出撼人心魄的詛咒：“奸殺！搶案！汽車壓死人！窮！餓！虐待！跳樓！投河！嗬，這社會有哪半點像一個‘人’的社會，比野人，比禽獸都不如！”與某些盲目推崇資本主義文明、一味欣羨美國生活方式的留學生不同，羅暟嵐能透過表象，洞見資本主義的膿瘡痼疾，其感受不能說不敏銳，其思想不能說不深邃。涉及這類題材的小說在當時尚不多見，羅暟嵐這些作品頗能新人耳目，拓人視野。
羅暟嵐的小說不但揭露了舊中國新舊軍閥統治的凶殘暴虐,也昭示出這種反動統治必然崩潰的曆史趨勢。加速其崩潰進程的因素，一是人民的反抗，如《碎夢》、《白金龍》等篇所描述的，雖嫌不夠充分，但如空穀足音，令人振奮；一是反動統治的“主要社會基礎”——封建地主階級的腐朽，如《清白家風》和《秋風》等篇所刻畫的，雖不及巴金《激流》三部曲那樣深刻恢宏，卻也能將世家沒落子弟那蒼白的外表、糜爛的靈魂勾勒得相當逼真。一個社會，一個家庭，如果不能產生出維護它自身存在的人物，那麼，這個社會，這個家庭的滅亡也就為期不遠了。
羅暟嵐的小說對舊社會痛下針砭，也深入到意識形態和社會風尚這一領域。《誘惑》描寫萬惡的舊社會張開巨大的黑網，捕捉涉世未深的青年，引誘他們墮落、黴爛。《一位筆客子》則展示了更為普遍的世態炎涼。筆客子到某鄉紳家叨擾一頓晚餐，遭到傷心透肺的冷遇。此篇細節描寫十分精彩。讀了《誘惑》如掉入陷阱，讀了《一位筆客子》若置身冰窖，掩卷深思，不難得出結論：這個社會太可怕，必須加以變革。
青年的戀愛婚姻是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麵，羅暟嵐的小說創作也選取了這方麵的題材。與眾不同的是，他著力描寫留美學生與華僑少女之間複雜而微妙的愛情。留學生或葆有東方傳統觀念，或“使君有婦”，或學成歸國，麵對開放、熱情、美麗而富有的華僑少女，內心矛盾交織，由此生發出離合無常、苦樂相兼的愛情。例如，癡情守約的“他”為朝秦暮楚的麗麗所拋棄（《謎》）；湯密追求麗莎的戀愛成功，卻又屈服於“命運和環境”而悄然離去（《別筵》）；有婦之夫的傑迷與佩琪的戀愛本屬逢場作戲，回國後卻又和佩琪藕斷絲連，視妻子和環境為束縛自己的“金絲籠子”（《金絲籠子》）；風和雅瑪忽合忽離，情海風波時起時伏（《禍水》），等等。這些作品雖說意旨不深，卻也使我們得以窺見中國早期留學生生活的一隅。當作者的筆端觸及中國社會的戀愛題材時，作品的色調迥然不同。在《招姐》中，招姐與盧倜乾建立在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基礎上的愛情，不為二十年代的中國鄉鎮社會所容，盧倜乾一走了之，招姐則被迫嫁一年老丈夫。守寡後與盧倜乾重逢，她像燈蛾撲火，勇敢追求真正的愛情，但盧倜乾怕受宗族“沉潭”懲處而再度出走。千百年來，無數青年男女在無愛的人間掙紮，在宗法製度下扮演著愛情悲劇的角色，《招姐》對吃人的封建禮教和不合理的婚姻製度發出憤怒控訴，對受害最深的婦女表示憐憫和同情，其進步意義是上述那些描寫留學生戀愛的小說所不能比擬的。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羅暟嵐休學家居一年。在農民運動風起雲湧、階級搏鬥你死我活的湖南，他不能不受到迅猛的大革命風暴的震撼，從而在平靜的思想海洋上激起波瀾，他迷茫苦惱，不知所措。朱湘頻頻飛函，敦促羅暟嵐寫作：“大變動的時期，小說材料多，正好著手寫。千萬不要消極！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羅暟嵐《憶朱湘》，收《二羅一柳憶示湘》）於是，從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羅暟嵐陸續創作了短篇小說《來客》、《中山裝》、《幺兒的除夕》、《板凳派》和長篇小說《苦果》等，反映他所理解的大革命和在大革命背景下各色人物的際遇。不囿於身邊瑣事，而注意社會題材，是羅暟嵐的長處；能從剛剛發生的尖銳複雜的革命鬥爭中采擷寫作題材，更表現了羅暟嵐的氣概。然而，羅暟嵐這方麵的小說雖不乏佳作，但某些篇章卻出現了失誤。前者可以《中山裝》為例，這篇小說狠狠嘲諷了投機分子戴立生，此人以一本《三民主義》、一口半通不通的新名詞、特別是一件中山裝，招搖撞騙，偏偏老婆、兒子不懂個中奧妙，以致誤會迭起，笑話百出。魯迅對《中山裝》的諷刺筆墨頗為欣賞。當革命高潮洶湧而來時，泥沙俱下，魚龍混雜，革命隊伍難免混進壞人，列寧總結過這種現象：“在革命已經爆發，鬧得熱火朝天的時候，什麼人都來參加革命，有的是由於單純的狂熱，有的是為了趕時髦，有的甚至是為了貪圖祿位，在這時候做一個革命家是不難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山裝》對革命隊伍中的蛀蟲加以鞭撻，當然是很有意義的。至於有所失誤的作品，《苦果》可作代表。《苦果》以二十萬字的篇幅，對大革命展開了較大規模的描寫，全書有兩條主要線索，一條是盧仁僧從參加革命到對革命幻滅的線索：盧仁僧留法五年後歸國，翌年初，在縣城師範任教時秘密參加了Y黨（實指國民黨），六月，北伐軍攻占縣城，盧仁僧以巨大熱情從事革命宣傳工作，擔任縣黨部執行委員，旋被X黨（實指共產黨）的縣總工會會長徐雄投入監獄，險遭殺害。馬日事變中出獄。從此對革命失望，不再預聞政治。後來主動要求代表Y黨去收編徐雄武裝，被徐雄砍成八塊。另一條是盧仁僧的愛情線索：他先愛表妹唐竹紋，後愛旅法華僑遺留國內的孤女水月華。徐雄覬覦水月華的美色，施展詭計，迫使急於營救盧仁僧的水月華失身。唐竹紋謊稱盧仁僧為她所救，以博取盧家母子好感，在水月華為亂兵所殺的傳聞證實後，她終於達到和盧仁僧結合的目的。婚後，盧仁僧偶悉水月華未死，為他削發為尼，不禁悔恨交加，三顧庵門也未能帶出水月華，至此萬念俱灰，隻求速死，便有意假徐雄之手了卻生命。盧仁僧的慘死，導致竹紋上吊，母親發瘋，月華跳崖殉情。兩條線索交織在主人公盧仁僧身上，以他吞食自己種下的苦果作結。在作者看來，革命和戀愛都是仁僧種下的苦果，而戀愛悲劇又是由革命悲劇造成的，這一題旨表明作者政治見解平庸。《苦果》一麵揭露社會黑暗和人民痛苦，揭示革命爆發的必然性和正義性：“民眾受不過地主官僚軍閥帝國主義者重重的壓迫，需要革命，需要一個大大的革命。”（《苦果》第334頁）一麵認為革命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新的災難：“革命果然來了，地主軍閥官僚打倒了，一班舊的妨礙他們生存的東西打倒了，卻添了一班新的更妨礙他們生存的東西，財產和生命更沒有了保障，社會更是紛亂，更是恐慌，人民更不能安居樂業。”（同上）感情的評判削弱了理智的思考，對革命的“亂”缺乏正確理解。與上述錯誤相連，《苦果》對大革命的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也有差謬。在小說中，主人公盧仁僧的對立麵，製造盧仁僧革命悲劇和戀愛悲劇的元凶是共產黨的縣總工會會長徐雄。徐雄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在作者筆下，徐雄品質惡劣，作風腐化；思想極“左”，濫殺無辜；政治上弄權耍奸，排斥異己，手段凶殘，是個不折不扣的反麵人物。作者不是將徐雄作為共產黨內的蛀蟲來描寫，而是把徐雄與共產黨混為一談，分不清現象和本質，顛倒了主流和支流。
羅暟嵐認識上的局限，破壞了《苦果》的真實性和思想性，與左翼作家的有關創作大相徑庭。但是，《苦果》與反動文人的有關作品又顯然有別，它不但從揭示階級壓迫的角度，呼喚革命的來臨，而且對國民黨右派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的暴行也竭力加以鞭笞，當“馬日事變”發生後，小說寫道：“事情確實是變了，但有一點相同，那便是殘酷。捉到人不問皂白，到手就殺……大刀闊斧下的冤魂……多得記不清數目。”（《苦果》第346頁）羅暟嵐以一種超脫的態度來看待北伐戰爭以及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生死搏鬥，他不了解，他在一係列作品中所熱切期望的鏟除社會醜惡、拯救勞動人民的社會力量，隻能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苦果》對大革命既肯定又否定；對共產黨否定，對國民黨也反對，這種種看似矛盾的描寫，隻能從作者受到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與人道主義思想的影響來解釋。一九三五年，《人生與文學》雜誌所刊廣告謂《苦果》“類似英國狄更斯的雙城故事的一部驚人偉作”，不是毫無道理的。狄更斯的長篇小說《雙城記》，以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為背景，揭露封建貴族的殘暴，預言人民起義即將到來；同時表現了作者對革命暴力的恐懼。由於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思想局限，小說對法國人民革命做了不少錯誤的描述，在狄更斯看來，暴力固然懲罰了惡人，同時也殺害了無辜。他揭露了階級壓迫，又調和了階級矛盾。在這一點上，《苦果》與《雙城記》可謂有“類似”之處。曆來的評論者既肯定《雙城記》的積極意義，也指出其局限和錯誤。我們對《苦果》的研究也可取如是態度。《苦果》於一九二八年底成書，一九三五年六月出版，出版前曾在《大公報》的《小公園》欄內連載五個月，確曾“風靡一時”，這既與其人道主義思想在部分青年知識分子中引起共鳴有關，尤其與其藝術感染力較強分不開。《苦果》在內容上時見紕繆，但在藝術描寫方麵很有獨到成就。主要人物盧仁僧、水月華、徐雄等個性鮮明；愛情故事哀豔動人；情節曲折有致；景物描寫與人物心理刻畫以及故事情節發展熔為一爐；兩條線索交錯進行，疏密相間，舒卷自如，足見作者有駕馭長篇的深厚功力。俞平伯於一九二九年一月為《苦果》作序雲：“不曾用過分的歐化語法，有巧密的結構和透辟的描寫，這都是咬嚼‘苦果’必有的回味兒。……尤其是下卷，觸處哀音，跟著迫促的節奏，回旋曲折，愈轉愈緊，使讀者直到掩卷方始透一口氣。”俞平伯先生是作者的老師，這篇“序”對《苦果》褒貶並舉，以上話語實屬持平之論，而非溢美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