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四文學革命，在中國文學發展演進的曆史過程中，是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革命。經過“五四”狂飆洗禮的文學青年們，呼朋引類，為探索新文學創作而攜手並進。二十年代初、中期，各種文學社團、文學刊物如爛漫山花，開遍神州大地，作家輩出，作品如林，備極一時之盛。雖然貢獻有大小之分，成就有高低之別，但是先驅者開辟草萊之功均不可湮沒，他們當年那種不拘一格的創造精神和責無旁貸的曆史使命感至今令人感佩不已。
在眾多的文學社團中，有一個成立較早而鮮為人知的“清華文學社”，它成立於一九二○年，原名“小說研究社”，後聞一多建議改名為“清華文學社”。成員先後有清華學生梁實秋、顧一樵（毓琇）、翟桓（毅夫）、張忠紱、李迪俊（滌鏡）、吳文藻、吳錦銓、聞一多、謝文炳、朱湘（子沅）、孫大雨（子潛）、饒孟侃（子離）、何一公（鴻烈）、楊世恩（子惠）、畢樹棠、柳無忌（嘯霞）、羅暟嵐（正晫）、羅念生（懋德）、水天同（冰）、陳麟瑞（林率）李健吾（劉西渭）、汪梧封、李唯建、曹葆華等；熱心扶植該社的清華教師有王文顯、楊振聲、張彭春、朱自清、俞平伯等。這份名單，雖然尚欠完備，但已足可表明一個史實：“清華文學社”堪稱新文學人才的搖籃，一批知名度高的作家最初正是從這裏脫穎而出，若幹光彩照人的詩星最早也是從這裏冉冉升起。“清華文學社”在我國新文學早期發展階段篳路藍褸的業績是應該被書於竹帛的。
羅暟嵐正是在“清華文學社”的文風詩雨的沐浴下成長為一個小說作家的。他本名羅正晫，號暟嵐，筆名計有飛來客、豈風、鮮苔、山風、山風大郎、溜子、石敢當等；湖南湘潭人；一九○六年，出生於一個糧商家庭。一九二○年，就讀於長沙明德中學，在此蒙受“五四”新思潮影響，接受“五四”新文學熏陶。一九二二年，考取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插讀中等科三年級，從此問學清華長達六載。一九二四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在此前後，羅暟嵐加入“清華文學社”，立誌“在新文學園地從事栽培的工作”（柳無忌：《惻惻吞聲，生死兩別——悼念羅暟嵐》，載《芙蓉》1983年第6期），他一邊與社友們切磋文學創作，探究人生真諦，一邊如饑似渴地大量閱讀中外文學名著，如醉如癡地遨遊於文學世界。如果說，二十年代“清華文學社”的代表詩人是聞一多和朱湘，代表散文作家是朱自清和俞平伯，代表戲劇作家是何一公和李健吾，那麼，代表小說作家則首推羅暟嵐。羅念生先生甚至認為羅暟嵐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五四’以後第一批有成就的小說作家之一”（《二羅一柳憶朱湘》“引言”，三聯書店1985年出版）。一九二九年，羅暟嵐赴美留學（因休學一年，故推遲一年留學）。兩年後，與羅念生、柳無忌、水天同、陳麟瑞等清華留美學子在大洋彼岸共同創辦《文藝雜誌》（由羅念生編輯，柳無忌的父親柳亞子先生任名譽主編，刊物先後由上海中學生書局和開華書局出版。共出四期），為“栽培”新文學開辟新園圃。一九三四年，羅暟嵐學成歸國，任南開大學英文係教授。翌年，與柳無忌、羅念生等組織“人生與文學社”，出版《人生與文學》雜誌（柳無忌和羅暟嵐任主編，由《大公報》社印行。共出九期）和《人生與文學叢書》（共出兩種），為繁榮新文學殫精竭慮。羅暟嵐又是這兩個文學團體的小說作者。從主要成員來看，《文藝雜誌》社和“人生與文學社”實為“清華文學社”的延伸，也就是說，羅暟嵐的小說創作和“清華文學社”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清華文學社”的莘莘社友中，對羅暟嵐熏染最深的是詩人朱湘。一般人認為，朱湘孤高寡合，傲世不群，實則其內心充滿熱愛祖國和獻身文學的熾熱感情。為了培植新文學力量，他與“二羅”（羅念生、羅暟嵐）“一柳”（柳無忌）建立了“桃花潭水深千尺”（李白詩句）的友情。他認為羅暟嵐觀察事物敏銳細致，文筆生動詼諧，宜於寫小說，遂推薦許多可資借鑒的中外小說給羅暟嵐閱讀，介紹一些風格獨具的小說作家與羅暟嵐交往。朱湘對羅暟嵐勖勉有加，關懷備至，一步步地把他引進小說創作的藝術殿堂。當他認為羅暟嵐的“肩膀上已經落下中國新小說的重擔”（《朱湘書信集》第132頁）時，朱湘深感欣慰。“清華文學社”的其他師友對羅暟嵐的寫作也傾注了關切之情，例如，一九二八年底，羅暟嵐的長篇小說《苦果》完稿，吳宓和畢樹棠迅即審閱文稿，並由俞平伯撰寫序言（收俞平伯《雜拌兒》之二），朱自清題寫書名，李健吾介紹出版（因有關書店關門而未果），彼時文學團體成員之間那種為了共同目標而相濡以沫的情景確很感人。
“清華文學社”的成員情況自然不盡相同，在複雜的中國社會中沉浮，它當然也是複雜的。但大都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其中，何一公是在“三一八”慘案中受傷致死的烈士；聞一多是在四十年代民主運動中拍案而起、喋血昆明的英雄；朱湘為維護民族尊嚴，斷然舍棄清華學生留美五年的優待，中止在美國的學習，拂袖而去。毋庸諱言，在這群青年知識分子涉足社會審視人生的過程中，有的人曾一度以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作為鞭撻黑暗和同情人民的思想武器。與“清華文學社”輔車相依的羅暟嵐，思想上不可避免地烙下這些印痕。一方麵，“五四”新思潮振聾發聵，促使他對新舊軍閥的統治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有所認識，有所不滿，民主主義成為其基本的思想傾向；一方麵，囿於窄狹的生活圈子和未能突破所受教育的某些局限，也曾被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吸引過。上述這種進步傾向與思想局限，都可在其小說創作中得到印證。
時代和環境推動著羅暟嵐在小說創作的路途上艱辛跋涉，他在學暇和教餘，焚膏繼晷，奮筆不已，不斷向讀者奉獻出一篇篇心血結晶。正當他有可能攀向成熟的峰巔時，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踐踏了他寫作的生命之樹。一九三七年七月底，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不久，日寇炮轟天津八裏台南開大學，羅暟嵐的圖書、資料、講義、日記和衣物全部毀於炮火，精神打擊與物質損失慘重。是年秋冬，在南嶽執教於北大、清華、南開合組的長沙臨時大學文學院，因兵荒馬亂而中斷筆耕。一九三八年初，“臨大”南遷昆明，羅暟嵐係念家小，未能隨校去滇，折返故裏湘潭蟄居。遠離時代和生活的前沿陣地，創作源泉漸告枯竭，創作興致頓然消失。一九四○年去湖南大學任教，至一九八三年逝世於湖南師範大學，四十餘年中，由於多種原因，除偶爾寫點散文隨筆，以及間或與親友吟詩唱和而外，未再做過小說。
羅暟嵐是屬於新文學的“前期小說作家”（沈從文《湘人對於新文學運動的貢獻》），從事業餘創作十餘年，總計出版了短篇小說集三本：《招姐》（上海光華書局1929年3月出版）、《六月裏的杜鵑》（上海現代書局1929年4月出版）和《紅燈籠》（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出版）；長篇小說一部：《苦果》（天津《大公報》社1935年6月印行）。此外，尚有數十篇散見於報刊的小說、詩劇、隨筆、通訊、翻譯等。曾有一部中篇小說《創》（1939年由東亞書局印刷，天津冀南學社發行），雖署名羅暟嵐，但羅暟嵐生前卻否認此書為他所作。姑不論事實如何，由此我們亦可想見羅暟嵐那時在讀者中是享有一定聲譽的。羅暟嵐小說數量不算豐富，各篇之間也互有軒輊，但其中不少篇章在當時的文壇上，“總是在水平線以上”（《朱湘書信集》第166頁），有的甚至是“可以傳諸後世的不朽之作”（柳無忌：《惻惻吞聲，生死兩別——悼念羅暟嵐》）；《中山裝》這篇曾膺魯迅好評：“來稿是寫得好的，我很佩服那辛辣之處。”（《魯迅書信集》上卷第202頁）在文學發展的曆史長河中，後浪推前浪，低潮簇高潮，每一個浪峰和高潮都是由許多作家作品的大大小小的浪花形成的，其中的每一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奉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如果善於學習的話，自會從前輩的文學作品中汲取有益的養分。對羅暟嵐這樣一位在新文學探索期傾注過心血的作家，我們應該拂去曆史的塵封，加以介紹和研究。
二
一九二八年，羅暟嵐把短篇小說《中山裝》寄給魯迅。羅暟嵐向《語絲》投稿，向魯迅求教，事非偶然。羅暟嵐是在“五四”文學革命的感召下走上文學道路的，對文學革命的偉大旗手魯迅，他衷心崇仰，奉為良師；對奠定我國現代小說基石的《呐喊》、《彷徨》，他潛心研究，刻意師法。從一開始創作小說，羅暟嵐就悉力秉承魯迅開創的直麵人生的現實主義傳統，放眼社會，諦視人生。因為視野的較為廣闊，故而題材比較廣泛，而且不乏新的開拓。
那些描寫勞動人民苦難生活的作品，在羅暟嵐的創作中格外引人矚目。二十年代所作《誰知道》、《租差》、《表》、《瘋婆子》，三十年代所寫《紅燈籠》、《碎夢》、《小迷姐》、《人間天上》等，都是一些浸漬勞動人民血淚的篇什。盡管當時的羅暟嵐還不是階級論者，尚無明確的階級意識，但是，強烈的正義感和人道主義精神使他對普遍存在的階級壓迫現象不能熟視無睹，無動於衷。麵對嚴峻的現實，他以愛憎鮮明的筆觸，描繪出一幅幅階級對立的畫圖，刻畫了一個個罪惡社會斧鉞下的犧牲者形象：純潔的少女雲仙在天災人禍、家破人亡的困境中，被騙淪落娼門，慘死在充當軍閥連長的親兄的槍下（《誰知道》）；善良的佃農李四長懾於官差逼租的淫威，拋下老母，投水自盡（《租差》）；不知名的孩子——一棵外國水兵在中國尋歡作樂留下的“入世還沒多久本身並無罪惡的嫩芽”被美國孩子誣賴偷表，挨打致死。事後真相大白：表在另一美國孩子手裏。一個無辜的中國孩子含冤飲恨而亡，卻無人敢於追究刑事責任，法律成了“洋大人”權勢的奴仆，中國人的生命價值等於零（《表》）。作品透露出深沉的憤慨。據說《表》是清華作文題，在眾多習作中，教務長楊振聲先生最為賞識羅暟嵐的《表》，稱讚它“表現了愛國情緒”。《瘋婆子》描寫女傭李媽的獨生子當了軍閥炮灰，李媽求簽拜佛，期望兒子衣錦榮歸，年複一年，希望幻滅，終於發瘋。《紅燈籠》敘述了一個更為悲慘的故事。老農民石三爹終年辛勞，不得溫飽，“用自己血汗換來的穀粒，卻給從沒見過禾苗是怎樣生長的田主分去了大半；家中喂養的雞鴨，得隨便讓下鄉的副爺拿走”，“去年的幹旱，今年的大水，田裏顆粒無收，典完當完，隻好借債度日”，逼債的年關到了，石三爹仆仆道途，四出告貸，分文未能借到，回家路上，幹了一件謀財害命的勾當，誰知血濺石塊的竟是他早年失蹤的兒子，他悲憤地詛咒老天無情，縱身跳進水塘。上述小說中的人物非死即瘋，勞動人民的出路何在？作者啟迪人們思考，他自己也在探索。《碎夢》開始閃現反抗的火花。安分守己的船民張發貴，望著懷孕的愛妻，編織中年得子的美夢。萬萬沒有料到，在風雪交加的除夕，禍從天降，船被匪兵強乘，妻子也遭受奸汙。這位不堪受辱的船家婦女立刻投身波濤，以死發出控訴。張發貴的夢“片片地碎了”，他咬緊牙，忍住淚，將船向陡岩撞去，與匪兵同歸於盡。反抗是通向解放的橋梁，是進軍的第一步，張發貴的死給予讀者的審美意象，是悲壯，是希望。顯然，在這些作品裏，作者並沒有停留在孤立地向人們展示一個個催人淚下的悲劇，而是把筆鋒直指黑暗社會，揭示勞動人民不幸的社會根源。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新老軍閥的殘酷統治，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地主豪紳的敲骨吸髓，把廣大勞動群眾推向痛苦的深淵。羅暟嵐的小說忠實地反映了那昏天黑地的現實，對勞動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對帝、封勢力給以無情撻伐，充分表現出作者的民主主義思想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