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無名文學”青年葉紫，宛若夜空出現的新星，光華熠熠引人矚目地進入左翼文壇。他的創作繼承和發揚了“五四”文學的戰鬥傳統，緊密配合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鬥爭的需要，魯迅曾給予充分肯定，指出：“作者已經盡了當前的任務，也是對於壓迫者的答複：文學是戰鬥的！”（《葉紫作〈豐收〉序》）葉紫的戰鬥的文學，在題材、人物和現實主義諸方麵都給革命文學增添了新因素，呈現出新特色，在“革命的浪漫蒂克”一度盛行的左翼文苑中，吹起了一股清新的風。葉紫的名字理所當然地載入了中國新文學史冊。
一
二十年代末，我國革命文學運動勃然興起。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後，革命文學家們以魯迅為偉大旗手，在彌漫戰火硝煙的文場上，躍馬揚戈，衝鋒陷陣，使反革命文化“圍剿”一敗塗地。在革命作家隊伍中，葉紫的身世經曆是獨特而不凡的。大革命中，他的家庭卷進了那一場暴風驟雨式的革命鬥爭；隨後又與革命一同受難。凡此種種，使得“他的經曆，卻抵得太平天下的順民的一世紀的經曆”（魯迅《葉紫作〈豐收〉序》）。葉紫的異乎尋常的人生道路對他的創作既提供了豐富的生活素材，也準備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從而帶來屬於他自己的特色。
一九一○年陰曆十月十四日，葉紫出生於湖南省益陽縣月塘湖鄉餘家垸。他的祖先是從江西流浪來的破產農民，世代遭受本地大姓地主的剝削欺淩。為了對付殘酷的階級壓迫和宗族糾紛，辛亥革命前後，餘家成員有的學文，有的習武。在葉紫誕生之際，他的父親餘達才正在華容教私塾。葉紫雖然並不是出生於一個純粹的農民家庭，但卻在日益破產的農村中度過了童年。家鄉連年水災的悲慘情景，曾在他那稚弱的心靈上烙下永生難忘的印痕，以致若幹年後，他在小說《豐收》和散文《好消息》、《殤兒記》等作品中仍能描摹出那慘絕人寰的種種。一九一六年，葉紫進蘭溪高等小學校讀書。後來成為益陽著名共產黨人的袁鑄仁、卜息園等當時都在該校任教，他們的學識和為人，曾使葉紫由衷欽佩，仰慕不已。一九二二年，葉紫赴省城長沙，先後進湖南妙高峰中學和華中美術學校深造。一九二五年，積極投身長沙學生運動，受到學運領袖柳直荀、曾三、向鈞、田波揚等人的重大影響。
當一九二六年湖南掀起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時，葉紫的一家都成了革命中堅。四叔餘璜結識夏曦、郭亮、夏明翰後，於一九二五年由袁鑄仁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農民運動的“洪流激蕩裏”，“做了一個主要的人”（葉紫《我怎樣與文學發生關係》。以下凡引本文處均不加注），先後任總工會會長，縣農民協會會長兼農民自衛軍大隊長。在餘璜推動下，餘達才及弟寅賓、女裕春、也民都“卷入了這一個新的時代的潮流”，達才任縣農民協會秘書長，寅賓任月塘湖鄉農民協會會長，裕春任蘭溪女子聯合會會長，也民任縣女子聯合會會長。葉紫也於一九二六年底離開華中美術學校，投筆從戎，進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學習。赴武漢之前，在家鄉參加了革命宣傳活動，目睹廣大農民揚眉吐氣，帝、封勢力威風掃地，他從心底裏歡呼“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繼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許克祥在長沙策動“馬日事變”，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三湘四水，血流成河。餘璜率領農民自衛軍擊退反動武裝的數次進攻，最後，寡不敵眾，向湘西撤退，加入紅六軍段德昌部。後轉移洪湖，任紅軍團長。一九三二年突圍時，與妻郭雄一同英勇犧牲。達才與也民父女被益陽團防局長曹明陣派人捕殺。寅賓帶領全家老小逃到洞庭湖中心的華容縣羅家洲，葉紫的祖母、寅賓的妻子、餘璜的前妻及其五個子女在逃亡中先後病死、餓死、淹死。
“馬日事變”對葉紫親人是一場浩劫，對葉紫本人的打擊和影響也是很大的，從此他被迫開始了流亡生活。為了尋求一條複仇雪恨的道路，他學過道、當過兵、討過飯、做過苦力。嚴峻的現實終於使他認識到：這一切不隻是個人悲劇，也是階級悲劇；自己的仇人不隻是一個曹明陣，而是整個反動統治階級；吃人的地方也不隻是益陽，而是整個舊世界，隻有把個人的複仇納入階級解放的軌道，才有出路。葉紫的這種漂泊生涯與清醒認識為其創作準備了至關重要的條件。
約在一九二九年底，葉紫流浪到了上海，他決定在這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停留下來找黨。不久，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與卜息園同回湖南進行革命活動。卜息園不幸在湘陰被捕，一九三○年五月十日被反動派殺害於長沙瀏陽門外。葉紫得卜息園化名王世昌從獄中寄出的信後及時轉移，返回上海。一九三一年春，以“共黨嫌疑犯”罪名被捕，在龍華監獄度過八個月的鐵窗生活。後由黨設法營救出獄，旋即與千裏迢迢趕赴上海的未婚妻湯詠蘭組織家庭。母親劉氏也曆盡艱辛來到上海。數口之家，亟待解決生計問題，葉紫為此奔波，到處尋找職業。為了全家人活下去，他做過弄堂學校的教員、函授學校的職員、書店的校對、公安局的警察，甚至為西林寺的和尚抄寫過簽條。在此艱難竭蹶之際，為了尋求安慰，排遣苦悶，“彌補”“破碎的靈魂”，葉紫大量閱讀文學作品，“由傳統的舊詩，舊文，舊小說，鴛鴦蝴蝶派的東西，一直讀到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太陽社，以及新近由世界各國翻譯過來的文學作品”，涉獵甚廣，而且又能“用心用意地去讀，用心用意地去想”，像海綿吸水一樣，盡情從中外進步文學中吮吸養分，滋潤他痛苦的心田。那鬱積在他心中的“千萬層隱痛的因子，好象地下奔突的熔岩，終於在文學上找到了突破口，他決心拿起筆”，“去刻畫著這不平的人世，刻畫著我自家的遍體的傷痕”！就是這樣，他闖進了文壇。從一九三三年六月，首次以葉紫筆名在《無名文藝月刊》創刊號上發表短篇小說《豐收》起，至一九三六年十月因病輟筆止，為其創作豐收期，他的主要作品，全部寫於這個期間。
葉紫是經驗了人生才開始創作的，他的浸漬著血和淚的身世經曆，以及他的成為作家的獨特途徑，影響和決定著他的創作麵貌，他的主要作品都是以他自己的遭遇為題材，用飽蘸強烈感情的筆觸，描繪了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和三十年代的農村鬥爭以及紅軍的戰鬥生活。誠如葉紫在《星·後記》中所說：“因了全家浴血著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的緣故，在我的作品裏，是無論如何都脫不了那個時候的影響和教訓的。我用那時候以及沿著那時候演進下來的一些題材，寫了許多悲憤的，回憶式的小品、散文和一部分的短篇小說。"他向友人訴說：“我現在的生活，全然不能由我支配。我精神上的債務太重了。我親曆了不知多少的鬥爭場麵……凡是參加這些搏鬥中的人，都向我提出無聲的傾訴，‘逼勒’我為他們寫下些什麼。”（轉引自滿紅《悼〈豐收〉的作者——葉紫》）對於葉紫這樣的作家，“要他‘為藝術而藝術’，是辦不到的”。他的筆底震蕩著鬥爭的風雷，翻騰著時代的波濤，湧現出的自然是戰鬥的文學。
在葉紫的文學生涯中，應該提及魯迅對他的無私關懷。葉紫從一九三三年六月參加“左聯”起，就在一些創作座談會上得到魯迅的指教；從一九三四年四月至一九三六年十月魯迅逝世，葉紫與魯迅過從甚密。在魯迅大力支持下，葉紫與蕭軍、蕭紅組織奴隸社，出版《奴隸叢書》。一九三五年三月，葉紫的短篇小說集《豐收》作為《奴隸叢書》之一，自費出版了，對於衝破國民黨的文化專製主義，是一個不小的勝利。其中，凝聚了魯迅大量的寶貴心血：改稿、作序，甚至請人刻插圖，出錢購置木刻用板，約書店代為銷售，跑書店算賬……無不一一樂為。當反動小報對《豐收》施以無恥攻擊時，魯迅複挺身而出加以保護。魯迅在“序”中不但充分肯定葉紫創作的戰鬥意義，而且對其進一步發展矚望殷殷：“我們希望將來還有看見作者的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時候。”葉紫沒有辜負魯迅的期許，《豐收》集出版後，連連發表新作；並在魯迅鼓勵下，開始構思反映大革命時期波瀾壯闊的湖南農民運動的鴻篇巨製《太陽從西邊出來》。對葉紫這棵文學新苗，魯迅是一個辛勤的園丁，嘔心瀝血，悉心培育，充分表現出偉大的“孺子牛”精神。當魯迅逝世的噩耗傳出時，葉紫因肺結核和肋膜炎並發正在醫院裏發高燒，他不顧醫生的勸阻，動情痛哭，伏枕寫下悼詩《哭魯迅先生》，為失去“偉大的導師”、“偉大戰友”、“偉大的民族的魂魄”而悲痛欲絕。魯迅與葉紫，一個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代宗師，一個是初露頭角的青年作家，他們有如許的距離，卻又這般地親近，這一“忘年交”自然傳為文壇佳話。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戰爭爆發。葉紫挈婦將雛，回到闊別整整十年的家鄉養病，租居蘭溪鎮小河北岸上渡口老渡伕劉少山的一間茅屋，生活主要靠同誌和朋友們接濟。貧病交迫，比上海時期尤甚。但是，作為一名無產階級文化戰士，他“關心著世界大局，擔心著祖國的存亡，關心著全中國的文化事業，時刻不能忘記自己所負的偉大的時代的使命，文化人應盡的一切責任”，他自覺地以筆作槍，“深入後方，散播新文化的種子，用來打擊一切阻礙著祖國進步的黑暗勢力”（《雜記·筆記·日記·感想·回憶——一九三九年度日記》）。在生命的最後一息，葉紫以頑強的毅力，寫作《太陽從西邊出來》和其他詩文。但這一切還隻剛剛開始，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陰曆八月二十三日）無情的病魔就奪去了他年輕的生命。葉紫的英年早逝，不能不說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重大損失。
二
葉紫的創作由於深深植根於生活的沃土，牢牢把握著時代的脈息，具有明確的創作目的，富於火焰燃燒般的熱情，又有幸得到魯迅先生的指點，因此能以其卓爾不群的貢獻，豐富了當時在艱危中搏擊前進的革命文學的戰績。探討葉紫的作品究竟給新文學寶庫增添了什麼新的因素，呈現出怎樣的奇光異彩，我們首先從其關於題材的選取這一角度入手。
縱覽葉紫的全部作品，不難發現，取材於農村生活和鬥爭的作品，是他創作庫存中最為優秀、最為重要的部分；農民的現狀和出路問題是葉紫矚目的中心。他的十六篇短篇小說中有十二篇是寫農村題材的，而他的重要作品都包含在這十二篇之內。中篇小說《星》和《菱》（未完稿），以及醞釀多年而未及完成的長篇小說《太陽從西邊出來》都是反映農民運動的。散文創作中也有一些取材於農村的篇什。本文主要談其農村題材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