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占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他們承受著最酷烈的壓迫和剝削。在近代中國，他們仍處在社會的最底層。解決農民問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務。隨著五四運動揭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隨著“勞工神聖”口號響徹中華大地，魯迅率先在小說創作中表現農民的痛苦，探索農民的出路。《故鄉》和《阿Q正傳》是傑出代表。嗣後，一批思想敏銳的年輕作家，受“為人生”文學觀念的影響，緊步魯迅後塵，寫下不少農村題材的作品，形成新文學史上所謂的“鄉土文學”，例如王任叔的《疲憊者》，許欽文的《石宕》等。在一般作家尚拘囿於青年知識分子反對封建家庭，爭取婚姻自由這一類題材的時候，魯迅的關於農民問題的創作以及受他影響的“鄉土文學”創作無疑是極為珍貴的。但對農民破產的根源，除魯迅外，“鄉土文學”大都未能正麵或直接剖析；對農民的描寫基本取同情、哀憐的俯視角度，因而作品的思想內容往往傷於淺露。
大革命失敗後，蔣家王朝對內進行兩個血腥“圍剿”，對外屈從帝國主義。軍閥混戰連連，自然災害頻仍。在中國加速殖民地化的進程中，作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重要經濟基礎的農村經濟急劇破產，廣大農民處於空前的苦難之中，農民問題成了最為突出的社會問題。中國革命進入了以革命武裝反對反革命武裝，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曆史新時期，空前激烈的階級大搏鬥迫切要求文學緊密配合。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應運而生。一九三一年，左聯執行委員會為此作出過“決議”。在上述背景下，描寫農村題材的作品大量湧現。過去涉足農村題材領域的作家，進一步在這塊園地上耕耘，一些以描寫知識分子或其他題材見長的作家，也一度放棄自己熟悉的生活領地，而把視線轉向農村。作家們表現出了彌足珍貴的曆史使命感和時代自覺性。雖因對農村生活的不夠熟悉，有些作品特別是早期的革命文學出現過公式化概念化傾向，但總的趨勢是，三十年代的農村題材創作不斷臻於成熟，日趨絢爛多彩，比之二十年代同類作品，有了明顯的深化和進展，例如茅盾的《春蠶》和葉聖陶的《多收了三五鬥》，不但反映了農民的痛苦和農村的破產，而且揭示了釀成悲劇的社會根源，並進一步表現了農民的不滿和覺醒。但是，三十年代農村題材的創作，即以其名篇《春蠶》和《多收了三五鬥》而言，它們對於農民苦難根源的剖露和對於農民覺醒的透視，在把握時代核心，緊隨時代步武方麵，還不能盡如人意。《春蠶》用一“洋”字暗示帝國主義的侵略給中國農村帶來了災難，未能正麵描寫農民苦難根源；《多收了三五鬥》則隻是把矛頭指向不法的商業資本，未能全麵揭示農民不幸原因。至於農民的覺醒、反抗，《春蠶》的續篇《秋收》和《殘冬》中描寫了農民的自發鬥爭；而《多收了三五鬥》則隻是表現了農民的不滿情緒和對鬥爭的向往。
恩格斯說過：“任何一個人在文學上的價值都不是由他自己決定的，而隻是同整體的比較當中決定的。”（《評亞曆山大·榮克的〈德國現代文學史講義〉》）以上我們對以魯迅為開山祖的從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農村題材創作作了一番匆匆的巡禮，目的在於運用縱橫“比較”，來探求葉紫及其有關創作“在文學上的價值”。
如果說，二十年代農村題材作品的某些弱點是曆史局限造成，三十年代農村題材作品的若幹不足是作家生活導致的話，那麼，在三十年代初期走上文學道路的葉紫，由於曆史的賜予，由於經曆的不凡，他得天獨厚，在選取農村題材進行創作時，能夠獨樹一幟，成績斐然，也就很可以理解的了。葉紫的一篇篇取材於農村生活和鬥爭的作品，記錄了大革命時代和土地革命時期湖南農村風起雲湧的鬥爭和廣大農民哀哀無告的痛苦生活以及他們踣而複起，前仆後繼的步伐，它們表現了社會的主要矛盾和鬥爭，反映了時代的風雲變幻。毫無疑義，葉紫重要作品的取材是當時革命文學最重要、最迫切、最能反映革命發展情況和社會麵貌的題材之一。葉紫作品的主旋律，是對於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及其引導下的農民鬥爭熱情的禮讚。這是葉紫選材的角度，也是他的執著的藝術追求。
葉紫的作品也寫農民的苦難和不幸，例如代表作《豐收》，它所展示的是貧農雲普叔一家在死亡線上苦苦掙紮的悲慘場麵，集中描寫的是“豐收成災”的農民悲劇。一九三二年，全國獲得豐收，而國民黨政府卻向美國借貸四十萬噸小麥，加上地主豪紳、商業資本的盤剝和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造成“豐收成災”的畸形社會現象。以此為題材的作品，從茅盾的《春蠶》發表以來，屢見不鮮。而在紛繁眾多的反映“豐災”的作品中，《豐收》的描寫最富有時代特色。與二十年代表現農民苦難和三十年代反映“豐災”的作品有所不同，它不是孤立地向人們訴說農民的不幸和苦痛，而是把廣大農民的生活、命運置於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的階級關係中和土地革命的廣闊背景下來展開描寫，從而深刻地揭示出造成農民苦難的社會原因以及農民求取解放的根本途徑。如果說二十年代有關作品側重表現農民思想上受戕害的一麵，那麼，葉紫則主要是從階級關係和土地占有製度這一政治和經濟的角度去探究農民的命運。作品表明：一個勤勞而又有著頑強生活意誌的農民，可以戰勝大自然的災害而奪得豐收，卻無力逃避階級壓迫所帶來的破產。雲普叔賣屋鬻女，與旱魃水患拚死搏鬥，以巨大代價換取了豐收。他對生活並無奢求，僅僅希望憑借全家辛勤勞動，能“飽飽地吃它幾頓”，“做幾件衣服穿穿”，“把債統統還清楚”，如此而已。正當他望著金黃的穀粒編織並不過分但卻美麗的幻想時，穀價狂跌，地主高利貸剝削以及團防捐、救國捐、剿共捐等等，立即把他起碼的生活要求擊得粉碎。他做夢也未曾想到，豐收給他帶來的卻是一場新的災難。用全家人的血汗換來的一百五十多擔穀子，還沒等一家人吃一頓飽飯，便在一個早晨，被一搶而光，還虧欠三擔三鬥多穀子的捐款。作品把批判鋒芒直指國民黨政權及其社會基礎。大革命失敗後，在農村，地主豪紳和國民黨政權緊緊勾結，狼狽為奸，對農民敲骨吸髓，巧取豪奪。天災、人禍、兵患，一切損害都像無情的冰雹，統統砸在農民頭上。除《豐收》外，葉紫還在其他一係列小說和散文中如實地加以反映，著意挖掘陷農民於不幸的社會根源。在葉紫看來，地主豪紳之所以能貪得無厭地占有土地，之所以能肆無忌憚地魚肉農民，就因為身後有國民黨的政權和武裝，例如，何八爺收租受阻，團防局便為他捕殺抗租的農民。葉紫集中抨擊的正是這個反動政權和武裝，他極寫國民黨統治的暴虐腐朽：置外患於不顧，瘋狂“剿共”，甚至殺人放火，奸淫擄掠，作為“剿共”的戰績（《夜哨線》），或者充做宣傳紅軍“暴行”的假證（《電網外》）。他對國民黨政府舉世罕見的苛捐雜稅無情揭露和尖銳嘲諷，《刀手費》敘述了一個駭人聽聞的故事：青年農民春生因抗租被殺，反動團防局竟向其母少雲嬸索取“刀手費”，迫使少雲嬸自盡身亡。《懶捐》反映的是另一個“太平世界的奇聞”（魯迅《葉紫作〈豐收〉序》）：國民黨團防局向農民預征民國四十七年（即一九五八年，距當時尚有二十餘年）的田賦，害得農民傾家蕩產，無法種田；誘迫農民改種鴉片後，又來勒索所謂“雜糧捐”和“煙苗費”；農民拔光煙苗後，又巧立名目，向農民征收“懶捐”。總之，葉紫以逼真的形象，真實的“奇聞”，昭示出國民黨的國家機器是罪惡的淵藪，是製造農民悲劇的總根；啟迪人們覺醒、反抗，推翻這個政權，舍此沒有第二條活路。
葉紫以充沛的熱情，明確的階級意識和恢宏的筆力，描繪並歌頌了農民的不滿、覺醒和鬥爭，為千百萬農民指明了一條翻身解放的道路。上文已經提及，二十年代的有關作品大都隻是啟示人們在同情農民之餘，思索他們的出路問題，而作者本人對此是不甚了然的。三十年代有關作品涉及農民出路的描寫，一般停留在探求反抗方式或自發鬥爭上。葉紫則給人們展示了一個嶄新的世界，他在描寫農民的痛苦生活及其社會根源中，預示了農民的反抗鬥爭勢在必行，歌頌了救農民於水火的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星》通過一個普通農村青年婦女梅春姐曲折的生活曆程，從婦女解放這一側麵，再現了大革命時期湖南農民運動從興起到失敗的全過程，揭示了婦女解放與革命的密切關聯。梅春姐是一個美好純潔的農村少婦，卻過著一種非人的生活。她生活在一個落後閉塞的農村，丈夫陳德隆是一個外貌醜陋，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落後農民，從未將妻子當人看待過。家庭專製曆來是套在中國婦女命運咽喉上的一條罪惡的鎖鏈，《星》鞭笞的主要目標在此，故以陳德隆為梅春姐的“魔星”。而梅春姐本人由於從小受到三從四德封建信條的束縛，因此對於丈夫所施加的虐待和社會上流言飛語的中傷，也總是逆來順受，忍辱負重。悲哀、痛苦、寂寞像毒蛇一樣齧噬著她的心，她悲歎自己是“永遠看不見太陽的人”。《星》的描寫如果就此止步，那麼它與二三十年代某些反映婦女問題的作品如出一轍，並無新意。但我們欣喜地看到，《星》向生活的底層掘進，向時代的高度靠攏。以上描寫僅僅作為故事的序幕，以下才揭開新的篇章。在農民運動的急風暴雨中，死水一潭的農村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傳統的封建觀念受到了猛烈的衝擊，梅春姐這個被不幸婚姻百般摧殘的青年婦女終於以愛情為支點，在時代麵前掙脫曆史重負站立了起來。後來，曆史車輪不幸脫軌，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梅春姐的新生活毀於一旦，從此跌入更加悲慘的苦海深淵。但終於沒有辜負革命的熏陶，她經受住了一切沉重打擊，走出家門，“沒有留戀，沒有悲哀”，“向那東方”，“向那明天就有太陽”的地方走去。 這個閃現亮色的結尾含蓄地寫出梅春姐再一次奔向革命，這是一次自覺的行動，表明梅春姐的精神麵貌已發生根本的變化。葉紫在不少作品中都以“東方”“有太陽的地方”暗喻江西革命根據地，明眼人一看便知，早在一九四○年，李健吾就在《葉紫論》中指出：“當時的東方是江西。”在《星》中，梅春姐命運的浮沉與革命的成敗是如此休戚相關，血肉相連，這就表現了“婦女解放與革命”的主題，也就是魯迅在三十年代說的：“解放了社會，也就解放了自己。”（《關於婦女解放》）在此，葉紫唱出了一支深情的革命讚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