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濯在塑造人物形象上，除了注意挖掘人物的內心世界，著力寫出人物性格的豐富性、複雜性以外，還很注意細節的描寫和場景的烘托。這也是現實主義創作的基本要求。集子裏的作品有許多精彩的細節和場麵描寫。例如《我的兩家房東》中寫金鳳與拴柱約會，用縫衣針紮窗紙作記號。這個細節對於表現金鳳、拴柱這兩個農村青年的性格和他們的戀愛起了多麼重要的作用，又是多麼具有生活情趣！據說這一細節在生活中確有其事，是作者在農村工作中直接獲得的。關於場麵描寫，可以舉《春種秋收》中玉翠向昌林求愛的場麵為例：還是在那對他倆來說有特殊意義的北坡上，兩個人你有心我有意，互相探測著對方心靈的隱秘，而玉翠是更主動的一方。這種秘密進行的活動，卻插進個第三者——外號“一根筋”的周天成躲在岩上偷聽，大大增強了這個場麵的喜劇性色彩。當昌林聽玉翠說進城是去找對象的往事時，生氣要走，“把個躲在陡岩後麵的天成急得差點沒摔下來。虧得是玉翠抓住了……不是抓住了天成，是抓住了昌林……”當玉翠把自己怎樣找對象和思想怎麼轉變的過程說給昌林聽，並大膽表白對昌林的愛情時，“天成差點就要往下跳”；等到昌林曲折地表達自己接受玉翠的愛情時，“這一回，岩上的天成終於跳了下來”，大叫大嚷，“把這一對男女鬧了個沒處躲閃。昌林抓住天成就揍，玉翠在一邊問道：‘昌林，這就是你們村那個一根筋？’天成斥打著玉翠，‘我一根筋怎麼著？礙著你啦！’使勁把昌林往玉翠身上一推，自己提起腿就跑……天成跑下坡就廣播，廣播得昌林和玉翠趕快訂了婚。”天成是這件婚事的促進派，他就是以這樣的方式促進的。這個場麵寫得多麼曲折有致，跌宕多姿，饒有風趣，把三個青年的不同性格烘托出來了，甚至可以說，有了這個場麵描寫，才最後完成了三個人物性格的塑造。
四
我覺得，康濯在語言運用方麵的成就是特別值得稱道的。在《臘梅花》這個集子裏，無論是作者的敘述語言，還是作品中人物的語言，大多是從華北農民的口語中提煉出來的活的語言，是那樣質樸，質樸得像泥土一樣；是那樣風趣，風趣得叫人忍俊不禁；是那樣富於表現力，往往三言兩語就能活現出一個人物的性格。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運用如何直接關係著作品的成敗。《臘梅花》集子中的許多作品具有那樣濃鬱的地方色彩；沒有多少引人的故事情節，卻有相當引人的藝術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它們的語言。例如《臘梅花》這篇小說，寫到八路軍戰士“我”和主人公範老五的一次談話，當“我”問範老五有多少地時，作品是這樣描寫範老五的回答的：
“你口袋裏有多少錢？”範老五腦袋向左一歪，左手巴掌托著半邊左臉，睜著那紅了的灰蒙蒙的眼睛，像質問我：“你該有個一毛二毛票票吧？我這地，也正跟你一樣樣！”
他忽然仰著脖子大笑起來，真像醉了，推了我一把。我無意地朝院子外麵走去，他跟著我，一邊說：
“你看我還像個有地的人麼？坡坡上十二畝七分沙子石頭地，山溝裏八棵棗樹，這也是人家的咧！”
這段描寫，生動形象地勾勒了範老五的性格特征。如果是個終生和泥土打交道的老實巴交的老農民，決不會這樣回答八路軍戰士嚴肅的問話，而隻有像範老五這個生活閱曆和性格都比較複雜的人才會用這樣的表達方式跟人家談話。對話寫得這樣波俏而又性格化，使人聞其聲如見其人，收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臘梅花》這個集子采用了許多北方農村的方言土語，卻並不生僻艱澀。作為一個南方人，康濯把北方農民的語言運用得如此揮灑自如，是極其難得的。這一成就也並非唾手可得，而是與康濯在學習群眾語言上下了工夫分不開的。在基層工作或深入生活的時候，為了和農民群眾打成一片，他刻苦學習農民的語言，曾大量搜集民間諺語、歇後語、群眾習慣用語以及各種各樣的生動詞語，反複琢磨，精心錘煉，至今在這方麵仍追求不已！
五
風格是一個作家成熟的標誌。康濯是公認的形成了自己的創作風格的作家。周揚在《解放區短篇創作選》的“編者的話”中說：“它們在內容上都比較準確地反映了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農村的新的麵貌；在表現藝術上，也顯露了一種新的風格，民族的、大眾的風格，至少是這種風格的萌芽。”民族的、大眾的風格問題，不單是個形式問題，而首先在於內容上是否寫了我們民族的獨特的生活和鬥爭、獨特的性格和心理；當然在語言和形式上也必須是為中國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從這些方麵來考察康濯的短篇小說創作，以上述“編者的話”來說明康濯的創作風格也是非常合適的。如果要簡括地表述一個作家創作風格的話，是否可以用真實、深厚、樸素、清新、生動、風趣來形容康濯的創作風格呢？我看是可以的。
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臘梅花》也有令人不夠滿足之處。有幾篇作品是受到“浮誇”等五風影響的，作者的熱情固然可嘉，但作品的內容卻距離實際較遠。此外，有的作品由於較少表現激動人心的生活事件或矛盾鬥爭，因而作品中一些英雄人物的性格不那麼鮮明、豐滿，某些作品情節不夠曲折引人。我以為這都是一些美中不足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