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濯的確是一位能緊跟時代前進的敏銳的作家。他能夠及時地捕捉住生活中處於萌芽狀態的新生事物，譜寫熱情謳歌的篇章。在新中國成立前夜，老解放區土地改革的革命風暴剛剛過去，康濯就寫出了表達“天下農民是一家，團結生產力量大”這類主題的《親家》和《買牛記》，展示農民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前進的正確道路。稍後，康濯以合作化運動為背景，連續創作了七八篇短篇小說，縱情歌頌社會主義新人新事。其中，膾炙人口的也是一篇描寫農村青年戀愛故事的作品，那就是寫於一九五四年的《春種秋收》。《我的兩家房東》和《春種秋收》交相輝映，宛如康濯藝術寶囊中的兩顆明珠。
《春種秋收》把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的寫法有機地結合起來，娓娓動聽地說給讀者一個曲折動人、不落俗套的戀愛故事，對人們進行戀愛觀和前途理想的教育。兩個漂亮的農村男女青年，都在物色對象。按理說，這不是挺合適的一對嗎?！出人意外的是，當有人提親時，兩個人都斷然拒絕了。劉玉翠是個高小畢業生，中學沒考上，一心想通過找對象解決所謂“前途”問題。婚姻，成了她遠走高飛的手段，對山區勞動青年周昌林壓根兒沒放在眼裏。昌林呢，他雖然為自己也為別的山區青年找不到對象的社會問題質問過上級，可是卻不願在婚姻問題上草率從事，他認為玉翠“腦子裏裝滿了資產階級享樂的思想”，也“起根兒就瞧不起她”。周昌林對待愛情的態度和獻身山區建設的理想是緊密相連的。這兩位青年之間存在著兩種戀愛觀和前途觀的原則分歧，親事當然吹了。誰知生活真會捉弄人，“不是冤家不碰頭”，兩個拒婚的青年在一塊坡梁地上不期而遇，故事情節出現了新的波瀾。兩人都知道對方是誰，在別扭當中又都注意對方的動靜，這才引起以後的頻繁接觸。作者細致入微地勾勒出劉玉翠反反複複的微妙的感情波動，以此烘托周昌林的憨厚、單純、光明磊落。周昌林的勞動表現和精神力量打動了劉玉翠這個本質不壞但有缺點的農村姑娘，她的思想和感情不斷向昌林靠攏。這是故事的主線。圍繞這條主線的還有一些插曲，那就是劉玉翠的多次戀愛冒險經曆。正是在正反生活經驗的教育下，關於如何對待前途和戀愛問題，劉玉翠才逐步得到解決。她把眼光由城市轉到了農村，從看不起周昌林到主動向周昌林表示愛情。小說結尾以明快雋永的筆調點題：在金色的秋天，昌林和玉翠春天耕種的莊稼豐收了，他們在勞動中播種的愛情也結果了。勞動與愛情在這篇小說中表現得如此和諧一致，如此直接地反映著人們的精神麵貌，如此水乳交融地成為農村美好生活的組成部分，使得作品富於濃鬱的哲理意味和田園牧歌式的情趣，產生了強烈的藝術魅力。
全麵考察康濯短篇小說的選材特點時，還不能不提到他寫於一九六四年的《代理支書》。這是收在《臘梅花》這個小說集中的最後一篇小說，也是《臘梅花》中唯一一篇接觸黨內鬥爭的作品。在北方平原上的一個村子裏，壞人當道，好人受氣；歪風上升，正氣下降。根子在於大隊黨支部被階級異己分子王金國篡奪了領導權。然而，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貧農骨幹們在不屈地鬥爭著。在決戰的暴風雨來臨之前，複員軍人王慶豐回鄉代理支部書記。王慶豐究竟會代表誰的利益？成為哪個階級的代理人？這個問題連他的父親王老鐵都要拭目以待，貧農骨幹們也都要“考察考察”。因此鬥爭局麵更加複雜，王慶豐一時處於困難的境地。就這樣，作者把他筆下的英雄人物推到鬥爭的風口浪尖上，設下重重“關卡”來考驗他。王慶豐依靠上級和群眾，贏得了鬥爭的勝利，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回答了“代理”誰的利益這一嚴峻的問題。“文化大革命"以前，描寫黨內鬥爭的作品是不多的。《代理支書》的創作，表明作者對生活的觀察何等敏銳，對現實的反映何等勇敢！
從《代理支書》的問世，我們看到，康濯在發揚以小見大的創作特色的同時，對表現社會意義更為重大的鬥爭，也進行了艱苦的創作實踐。這在他的創作道路上，自然是一個新的開端。如果不是“四人幫”肆意摧殘毀滅無產階級的文苑，康濯的筆底是完全有可能開出更加壯麗的奇葩的。
三
《臘梅花》中的作品，不以故事情節取勝,而以人物刻畫見長，這是康濯短篇創作的又一特色。在浩如煙海的生活事件中，康濯注重寫人，寫人的性格衝突。幾十年來，嘔心瀝血，“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曆史的前進。”（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現實生活中的人物一樣，有先進的，也有中間和落後狀態的。其中，有一些人物寫得是很成功的，它們毫無愧色地進入了中國現代文學的人物畫廊。
在文學創作中，“主要的人物事實上代表了一定的階級和傾向，因而也代表了當時一定的思想。”（恩格斯《致斐·拉薩爾》）從文學曆史來看，任何一個階級無不精心塑造自己的主要人物，更何況自覺地以文學為革命服務的無產階級作家呢?！康濯在《臘梅花》中，傾注心血刻畫的正是一群農村曆次社會變革中湧現出來的新人。他的創作是以“歌頌工農兵英雄人物為主”（《臘梅花》·自序）的。作者以無限的深情，描繪他們美好的品質、崇高的心靈。這裏有政治上相當成熟的基層幹部老葛（《明暗約》），有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代理支書王慶豐，有帶領農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農民幹部張雨子（《親家》）和張老萬（《買牛記》），有努力鑽研農業技術、精神世界迸射出共產主義風格火花的農民張萬連（《競賽》）和劉春堂（《牲畜專家》），有想農民之所想、急農民之所急的鄉郵遞員吳俊田（《最高興的時候》），有一心撲在農村建設上的年輕人周昌林和富保、秀梅（《一同前進》），有生龍活虎的農村新一代周天成（《春種秋收》）和王水旺（《競賽》）等。新人中有婦女（如張蓮彩等）、有老人（如喜奎老漢等）、也有小孩（如小社員劉吉新）……真是“群賢畢至，少長鹹集”（王羲之《蘭亭集序》）。在康濯樸實無華的筆下，這些人物不是頭上罩著光輪的神，而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都來自普通群眾，是從群眾中湧現出來的先進人物，而不是在群眾遇難時淩空而降的“救世主”。他們與普通農民一樣，有自己的生活和愛情，有自己的喜怒哀樂和興趣愛好，也有自己的缺點和成長過程。因而對讀者來說，他們可望而又可即。例如老一輩的喜奎老漢和年青一代的周昌林，喜奎老漢在農業社放假的日子裏忙這忙那，辦完社裏的事情後，心情舒暢，突然萌發趕驢陪老婆逛廟會的豪興；周昌林竟然為自己和別的青年找不到對象而一次次質問上級領導……這樣的例子，在《臘梅花》中俯拾皆是。由於這些生動而真實的描寫，這些人物才能以各自的風貌栩栩如生地浮現在我們的眼前。
當康濯的筆觸落在那些“走在更艱巨路程”上的人物身上時，更是深入挖掘他們充滿矛盾鬥爭的內心世界，著力刻畫他們性格的複雜性；同時按照他們性格發展的邏輯，忠實描寫他們曲折前進的曆程。例如《一同前進》中的王老慶和《第一步》中的劉來順，他們都是貧農出身的莊稼人，在新社會翻了身，以後的路子該怎麼走呢?王老慶在兒子媳婦的推動下，參加了農業社，但殘存的私有觀念，使他在打亂土地界限和牲口入社的問題上表現出私有觀念和集體主義思想的矛盾。這種矛盾以他獨特的方式表現出來，他知道自己不在理，所以說不出口，隻是在家裏發悶氣、鬧別扭。在與兒子媳婦的衝突中，深刻反映了他內心的矛盾和痛苦。通過鬥爭，集體主義思想戰勝了私有觀念。王老慶跟著兒子媳婦一同前進了。劉來順的私有觀念則頑固得多，一心要走個人發家致富的道路。他自恃有塊好地，有頭大青騾子，和農業社唱對台。不料，遇上旱災，老婆分娩，他顧了這頭丟了那頭，捉襟見肘，狼狽不堪。而農業社卻充分顯示出組織起來的優越性。在事實教育下，劉來順也隻向前邁出了第一步——參加互助組；對農業社，他還要看一看。作者用心理活動的描寫，表現他靈魂深處的私有觀念。這個“私”字，真是罪惡的淵藪。是它，叫劉來順退出互助組；是它，叫劉來順與農業社對著幹；是它，叫劉來順偷農業社的水澆地。要與這樣根深蒂固的私有觀念徹底決裂，的確需要一個過程。作者從生活出發，從人物的性格出發，火候未到，沒有硬拽著他的人物來個突飛猛進。王老慶、劉來順這兩個人物形象表明：對待農業合作化這場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不同階級和階層，不同政治態度和思想狀況的人，有著不同的反響，其中充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種思想的鬥爭，而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