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中國工人因為是那樣年輕的一個階級，所以比較薄弱，那麼正因為現在俄國這個工人國家已在世界規模的階級鬥爭中成了一個巨大的客觀因素，所以中國工人比之先於他們出現的俄國工人遠較強大。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影響不僅表現在這個革命發放出來的難於捉摸的推進力中，或表現在它所教的重大曆史教訓中。它之存在是可以捉摸的。中國工人雖剛剛起來鬥爭，但他們後麵有俄國無產階級、俄國無產階級國家，及團結於共產國際隊伍內的所有先進國工人的最先進的部分，這全部力量就是中國工人的後盾。這一力量成了世界的動力，它比之其它任何條件都優越，主要就是它使年輕的中國無產階級能夠有資格大膽的要求一個4萬萬人民的國家的領導權。但恰好就在這一點上，一個曆史的矛盾侵入來，而且開始把非常有利的環境轉變為不利，把中國革命的最大財產轉變它的最沉重的負債。
當中國革命的新興和新鮮力量開始增加運動量時，歐洲的革命浪潮已在低落中。俄國蘇維埃政府受國內外環境所迫，不得不設法休息。它從沙皇製度承受下來的經濟建築受了戰爭摧殘，且已由於「軍事共產主義」之需要，被耗竭到了極度。無產階級****迫得要向新經濟政策倒退，以便替筋疲力竭的人民博得一個喘息的機會。環境之迫使這一次戰略上的退卻，主要就是因為希望先進歐洲工人的援助，沒有實現。第二國際的各國社會民主黨是領導歐洲工人運動的，但正當大戰爆發把它們的誓約加以試驗時，它們已立即從口頭的國際主義者墮落而為實際的民族主義者。它們已犧牲工人而保衛歐洲的資產階級祖國。在戰爭結束之後的震動中，它們證明是資產階級秩序的最堅固的支柱。它們攔住無產階級的高潮，且把政權原封不動的交還資產階級。一個堅決的革命領導的闕如阻礙了新興革命的勝利，這一勝利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所預想的。蘇俄沒有得到歐洲工人國家的立即援助。倒還碰到帝國主義幹涉的咄咄迫人的刺刀。它雖然逐走了它的敵人，但臨末它迫得要設法和敵對資本主義國家包圍它的邊界成立暫時的休戰。
列寧說過而且反複說過幾千遍：在落後俄國中的工人國家至少要得到幾個先進國的工人的援助，否則就不能站得穩。當他迫得要率先向新經濟政策退卻時，他承認因為歐洲革命浪潮及俄國群眾的緊張精神開始減退，敵對階級從國內外加於無產階級****的影響，已有了危險的增長。布爾什維克希望經過共產國際及蘇維埃國家的積極幹涉，在世界舞台上一種新的事變的結合一定很快的使他們能夠改變力量關係，轉而有利於無產階級。共產國際首四次大會供給外國各黨以思想上的武裝，因為上述這個新的事變的結合有不少依賴於它們的地方。但要想強使曆史就範已非一個列寧或一個托洛茨基的天才能濟事了。在群眾脫離政治舞台而陷於孤立和退卻的情形當中，尤其是在內戰最後的幾場大戰打過之後，官僚的反動（它反映著國內外敵對階級的壓力）把持了新國家的機關。它遠在歐洲的年輕革命組織能夠領導工人重新走向政權的鬥限之前，已開始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官僚層開始結合於新形成的蘇維埃國家的外殼之上，它拿俄國的民族孤立做它的出發點。它開始改變蘇維埃的政策，把世界革命的約言改變為官僚的狹窄打算的保守的民族利益，而這個官僚又把自己和工人政權等量齊觀。列寧在他臨死的幾年攻擊這種傾向，但它比他強。他的鬥爭很快結束，政權便落入新官僚層的代表的手中，這個官僚層的化身就是約瑟夫?斯大林。反對篡奪者的布爾什維克反對派團結在托洛茨基及布爾什維克黨內無產階級核心的最優秀的份子周圍。他們逆流前進，但他們不能擋住或挽轉它。新領導尚在口頭上讚助無產階級革命的推展，但實際上卻著手以官僚特權的鞏固來代替了它。歐洲革命的失敗尤其是1923年德國革命的失敗，產生了失望的情緒且減損了信心，以致懷疑西方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能力。從這些根源和這些情緒中，生出了「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這一理論是斯大林於1924年第一次提出的。他把它強加在列寧地不可調和的國際主義之上，且把它造成為後來修正了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主要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