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民族主義的墮落發生於蘇維埃孤立的腐蝕力之下，他必然促使蘇維埃的國內外政策脫離無產階級的基礎。在國內，這個政府從事於買好小資產階級、富農和耐普曼。在國外，它采取的政策，愈來愈使國外無產階級運動的利益隸屬於新興蘇維埃官僚的外交要求。現在問題已不再是「作最大的民族犧牲以推翻國際資本主義」，而是作最大的國際犧牲以保持俄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了。這一發展經過了一個年代以上，且經過了一連串眩人的曲折搖擺才在西方各國的共產黨內開花燦爛。它的影響不久也在東方各國內感到，蘇維埃官僚渴想在東方各國找尋強大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同盟者，並對工人階級的力量喪失了信心，遂致應用一種政策，這種政策並非出自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十月革命，而是直接出自孟什維克主義，而孟什維克主義則主張在資產階級革命中資產階級應起領導作用，並準備使工人的利益隸屬於資產階級的利益。把資產階級革命劃分為幾個嚴格的年代學的「階段」，這種迂腐和機械的思想代替了十月革命的活的經驗，這一經驗已證明這些階段如何混合或結合起來。
斯大林及和他一道的許多上層「老布爾什維克」那樣輕易的滑入這一條道路中，絲毫不是偶然的。在1917年4月列寧回抵俄國之前，他們已毫無例外的，通通認為革命頭一階段出現的資產階級政權，具有不可侵犯性。1917年3月斯大林已成了擁護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著名公式的作者，但列寧反對這一公式竟到了這個地步，甚至威脅著要和黨的領導破裂。是年3月，斯大林在黨大會內宣稱，「隻要臨時政府加強革命的步驟，我們就必須擁護它，但如果它是***的，擁護臨時政府就不許可了」。[2]3數日之後，列寧在他的有曆史意義的〈4月提綱〉裏，嚴厲地對抗上述這一見解，他的提綱寫著：「不要擁護臨時政府。把它所有諾言的極端虛偽性加以暴露。……要求這個政府，這個資本家的政府不成為帝國主義政府，對這種產生幻想的要求我們不是嘉許而是揭破……」。[2]4他又向一個布爾什維克黨大會宣稱，「連我們自己布爾什維克派也表示信任政府了。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死亡。同誌們，你們竟相信政府。在這種情形中，我們便分道揚鑣。我寧願居於少數」。[25]當他要求黨取道走向工人政權並宣布「民主****」的舊觀念隻適於放入「『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前期的古物保存所」[2]6中之時，那些恐怖戰栗的「老布爾什維克」（斯大林也驚倒於他們之間）罵他「跳過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階段」。列寧的路線占了上風，而十月革命也淹過那些「資產階級民主階段」保衛者的頭。當革命浪潮退去，政權落入他們手中之時，原來他們尚死守住他們的「革命前的古物」哩。十月革命的經驗已經過去了，但幾乎一點痕跡也沒有給他們留下。那些「古物」（可不是代替這此「古物」的活的實際）又重行刷新，且標上布爾什維克主義與十月革命的招牌來撐起新統治層的權威。剛巧在這個時候，革命開始發生於中國，蘇維埃官僚便轉而注意東方，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富於動力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便讓位於斯大林的經驗主義，這種經驗主義又隱伏於布哈林的學院式的公式中。他們的政策的基本動機並不是保護中國無產階級的利益而是渴望找尋一個強大的民族資產階級同盟者。孟什維克馬爾丁諾夫及拉夫斯基便出頭來替東方做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詮釋者」。他們的軸心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
中國工人已經自發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們從城市發放出來的推動力已經開始鼓舞大部分農民行動起來。中國資產階級方麵（希望發展，焦急不安）已伸手操縱這一初生的運動，且已像列寧預見的一樣。企圖用共產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權威來掩護它自己。在另一方麵，卑賤的中國苦力卻正發揮他們的英雄主義、勇敢、犧牲和忍耐力（這是他們的特出的標記），反抗社會，這個社會竭力使他們永世成為一個愚鈍和馴良的動物。為了填補他們底政治不成熟的缺陷，他們需要工人國家的幫助。首先他們需要一個革命政黨，這個黨由十月革命的思想庫來武裝，由共產國際的力量來做後盾，並對其曆史作用充滿自覺。憑這些力量，中國革命便有了一個無比的機會來影響整個被壓迫的東方和破壞帝國主義權力的基礎，藉此對帝國主義施行致命的一擊並打破了蘇維埃國家的孤立狀態。
在短促的幾年中，一個偉大的群眾運動湧現於中國城市的街道及中國田野的疲弊土地中，且威脅著要把中國社會之一切古老的、腐敗的和枯朽的東西加以破壞。但是挺身站在這些衣衫襤褸的隊伍前頭的人們，卻不教他們永遠和那種奪人誌氣的屈辱的傳統決裂，倒還把他們束縛在他們的剝削者的政治戰車上，甚至還是在他們起來鬥爭的時候。十月革命與共產國際的力量和權威並不是用來支持當作一個獨立力量的無產階級，而是支持民族資產階級。結果，群眾正當急劇湧起盛極一時之際被製止了，他們的組織被摧毀了，他們的領袖被砍了頭了。他們公然幹犯的那個剝削製度的搖動了的基礎又重新穩定，屹立如故。這就是中國革命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