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革命在最先幾個階段內不會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的革命。但假如一開始領導權便落在共產主義先鋒隊的手中，革命的群眾就不會被引入歧途，將一直通過革命經驗的連續的發展時期……在最先幾個階段，殖民地革命一定要靠這一政綱來進行：這一政綱將包括許多小資產階級的改革條文，如分配土地等。但並不因此就得出結論，認為革命的領導權將一定要讓之於資產階級民權派。相反的，無產階級政黨必須進行有力的、有係統的宣傳蘇維埃的思想並盡可能早一點組織農民和工人蘇維埃。這些蘇維埃和先進資本主義國的蘇維埃共和國合作，俾最後推翻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秩序」。[2]0
在這幾段話裏，共產國際把半世紀革命思想和經驗的成果總括起來並應用於東方問題，而且最主要、最具體的還是總括和應用俄國革命的經驗以及這些經驗，所暴露出來的處於20世紀情形之下落後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內在的原動力。
俄國革命的教訓對中國而言，具有特別的力量。這兩個國家的命運首先就由一條鄰接的邊境連結起來，這條邊境竟橫貫亞洲幾達六千裏之遠。兩國都由諸色種族和民族構成，這些種族和民族均具有特殊的文化和特性，這兩個國家和這兩群人民並沒有對壘衝突起來，倒還有逐漸橫越土耳其斯坦及蒙古邊境而融合起來之勢。在兩個國家中，農業人口占大多數，而無產階級則占一個渺小的但又是決定的少數。中國像沙俄一樣，它在大戰結束伊始尚是一個落後國，這個國家結合資本主義之初步基礎與封建的過去的殘餘，這種結合是一種變則，它隻能使大多數農民衰亡和窮困。在俄國，君主政體束縛該國的生產力且把過去的野蠻主義保存下來，在中國則帝國主義采取遠較凶猛的方式來癱瘓該國的經濟生長。經濟的和社會組織的落後使兩國的群眾不得不淪到奴隸的景況中，而這種奴隸的景況則受最黑暗的迷信、愚昧和數世紀舊傳統底重負來支持。在戰爭所產生的環境中，年輕的俄國無產階級已證明隻有它才能夠解放本國的潛伏的創造力，打開其富源的工業化之路，並從此藉助於別國工人建立世界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
俄國固然落後，中國卻更落後，因為它之加入曆史的主流裏遲緩得多，又因為帝國主義已成了它的道路上的障礙，而這個障礙遠較羅曼諾夫家族的腐敗的****政體有力得多。俄國1905年的革命清楚的劃清階級的分界線，且它之發生，正當落後的俄國已本其一己的權利成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之時，這個革命還是世界曆史因素之一，它招致1911年中國的爆發，推倒最後一個滿清皇帝的皇位。在俄國，1905年的事變已使俄國工人階級最進步的一部分對其曆史的作用有了自覺，但在中國，在1911年，經濟結構的改變與新的階級劃分的發生尚沒有發展到要用政治權力的術語來表現的地步。資產階級受了帝國主義窒塞，未免太脆弱了，它不能用它自己的統一和近代的國家機關來代替滿清。無產階級差不多還沒有出世。因此，政權便落到軍閥手中，這些軍閥們的敵對地盤略略隱蔽著帝國主義對抗的交互作用。但1911年革命已導入一個過渡時代，這個時代再也不能像過去一樣，招致新朝代的興起，而一定要招致這個國家的經濟和階級結構以及盤踞於其上的國家機關的完全變革。在大戰那幾年，生產力之驚人的生長產生了一個近代的中國無產階級。帝國主義壓力的暫時減弱已給了中國資產階級某些層份以自由生長及夢想不到的利潤的燦爛閃光。但是它的資本主義擴展的希望卻與帝國主義者的競爭及互相競敵的不可逾越的欄柵衝突起來，又與外資投放於生產品、補助原料及工業製品而抽取的巨額貢品衝突起來。而且中國資產階級不解決土地問題便不能使它的國內市場複蘇，而不顛覆財產關係的全部現存的建築，土地問題也不能解決。
俄國革命貢獻一個新的和激烈的分歧點。世界革命（俄國布爾什維克堅決的認為它是保持他們自己的勝利的唯一可能的條件）要合理的改造世界經濟，並按照生息於世界上的人類的要求，合理的分配世界生產品。這就表示要廢除資本主義製度下世界市場的無政府狀態。中國置身於新秩序中，它就一定取得先進國的有計劃和有係統的幫助，而其一興一革也符合於各國人民的經濟及文化水準一般提高的利益。這是唯一的意義，中國隻有按照這個意義才會真正完成它的民族解放。而做到這一步的辦法就是動員本國的廣大群眾反對中外的剝削。資產階級，這個帝國主義的奴仆不能夠領導這一鬥爭。年輕的無產階級，這個掌握機器的新手立即使便碰到一個任務，要領導大多數人民走入未來世界。此外沒有別的階級能做這件事了。
在中國社會中，無產階級的政治作用與其說是取決於它與人口其它部分比較之數量，還不如說是取決於它的比重。中國碰到的與從前俄國碰到的一樣，已不再是本國社會主義「成熟」與否的問題，而是整個世界的社會主義改造「成熟」與否的問題。又成問題的與其說是無產階級與全部人口對比之真實數目，毋寧說是工人在各個階級互相關係中所占的經濟和政治地位。但指出這一點仍然是很有興味的：1905年俄國的工廠人口是150萬，而城市和農村工人合計有1000萬。[2]1中國在大戰結束伊始，工業的勃興產生一個工廠工人的階級，人數共計有150萬左右。1927年，產業工人（包括工廠人口）計有275萬左右，而手工業工人則在1100萬以上。[22]雖然人口分配和密度以及兩國人口的不相稱的總數不容忽視，但這些數字仍表現出明顯的類似。俄國和中國工人的鬥爭心和好戰性也相類似。後者在大戰期間才形成一個階級而第一批具有現代意義的工會在1918年才出現。但一年之後，中國工人階級已幹涉本國的政治生活，舉行罷工聲援愛國學生以反對日本強奪山東及巴黎和會的出賣。六年之後，有100萬工人參加罷工，這些罷工中許多是起於直接的政治要求的。再往後兩年，中國工會差不多有300萬會員，而上海工人也實現了一個勝利的暴動，把政權拿到手中。這種空前生長的緊張性一半是脆弱的根源，但它仍然是中國工人階級力量積蓄深厚的表現，雖則這個階級尚屬年輕。在這個地方，單純的比較必須停止，讓位於曆史延續的標準。俄國工人階級已取得勝利並已統治了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這個事實就是中國工人力量的深厚泉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