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皇帝一人總理六部九卿、軍國萬務，當然是力不勝任，難於招架的。朱元璋既廢丞相，便采用四輔官來補救。洪武十五年，改置殿閣大學士，充侍從顧問。成祖在位，始命解縉、胡廣、楊榮等直文淵閣，參預機務。不過其時人閣者皆編修、檢討，講讀之官，品秩仍僅五品。內閣不置屬官，不得專製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仁宗時，始有大學士兼官侍郎、尚書者，閣職的地位也便漸漸提高，但當時雖居內閣，“而官必以尚書為尊也。其後又加公、孤銜，領尚書之職，地既清要，兼官又尊，於是大學士遂忘其原品本卑，而穩然鈞衡之重，與百僚殊矣”（《陔餘叢考》卷二六《殿閣大學士》）。不過，他們都是由翰林人閣，積勞而得升尚書，未有既為侍郎、尚書而人閣者。其後，始有以侍郎、尚書人為大學士，大學士遂為傳郎、尚書之遷階。內閣原是皇帝的秘書班子。《明史·職官一》：“中極殿大學士（舊名華蓋殿）、建極殿大學士（舊名謹身殿）。文華殿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井正五品）掌獻替可否，奉陳規誨，點檢題奏，票擬批答，以平允庶政。”所有上行下達的文件，“皆審署申複而修畫焉，平允乃行之”。“常侍天子殿閣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內閣。”（卷七二）他們的工作主要是文書的票擬批答。在原則上，批答的意旨，必內授而後據擬，隻是一種幕僚、記室之任。且“閣臣之門，欲答一人而無答楚。每日坐容膝之地，辰人西出，啄息不休。退居邸第，丞郎皆與之抗禮，迎送仆仆，安在其為宰相也？但去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萬機，悉經心目，上之眷禮，殊於百辟。於是人始以為天下事無一不由閣臣定者，而不知閣臣票擬，悉據九卿之成案，不敢增一毫意見，不敢逾尺寸成規者也。”（《五雜俎》卷二四《事部二》）唐之學士，以顧問而兼文書，明之內閣學士，則以文書而備顧問，地位是有所不同的。至於他們個別人在失控的情況下也得攬權，如張居正輩，然實際地位與古之宰相是完全不同的。
黃宗羲猛烈地抨擊了朱元璋廢丞相的問題，說：“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他指出：君與官皆為治天下而設，同樣隻是官爵的一級，“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漢以後，廢而不講，然丞相進，天子禦坐為起，在輿為下。宰相既罷，天子更無與為禮者矣。遂謂百官之設，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賢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設官之意既訛，尚能得作君之意乎？古者不傳子而傳賢，其視天子之位去留猶夫宰相也。其後天子傳子，宰相不傳子，天子之子不皆賢，尚賴宰相傳賢，足相補救，則大子亦不失傳賢之意。宰相既罷，天子之子一不賢，更無與為賢者矣！不亦非傳子之意而失者乎？或謂後之人閣辦事，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也。曰：不然，人閣辦事者，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其事既輕，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內授之，而後擬之，可謂有其實乎？吾以謂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宮奴也。蓋大權不能無所寄，彼宮奴者，見宰相之政事墜地不收，從而設為科條，增其職掌，生殺於奪，出自宰相者，次第而盡歸焉。有明之閣下，賢者貸其殘膏剩馥，不賢者假其喜笑怒罵，道路傳之，國史書之，則以為其人之相業矣。故使宮奴有宰相之實者，則罷宰相之過也”（《明夷待訪錄置相》）。黃宗羲所舉的罷丞相諸失，都是切中事實。此外，還可補充一點，即罷丞相更增加了政治的僵化。漢以天變策免三公，實即以罷相的形式，調整政策與路線，以緩和民情。後代的罷相，也多有此類自我調整的作用，作為安定與改善統治的閥門。宰相既廢之後，這種作用則往往隻在一代皇帝死去才有可能發生。因之，罷相實際上正是中國專製主義皇權惡性膨脹，自我調整機能盡喪的一種僵死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