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不厭其詳地介紹了一些生僻的蒙古舊俗，用意就在指明，在元朝，在堂皇的君臣關係後麵，還滲進了使長與世仆，即奴隸主與奴隸這種落後關係的殘留形式。傳統的君尊臣卑，進一步發展為君尊臣奴。原因非常簡單，既然當朝的蒙古權貴都以皇帝的老奴婢為榮，那麼，比蒙古人還低二等（元朝分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的漢人官僚淇地位真是世仆之不如，還談得上什麼大臣的體貌、人格的尊嚴呢？孔老夫子講過：“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儒家觀念中，曆來是十分重視所謂體貌大臣，即皇帝必須給予臣子必要的敬重，照顧他應得的尊嚴。古來的官僚士大夫對這一點也十分看重。這個情況到元朝是一大變化，君臣之間在人格上的距離被遠遠拉大。元末的葉子奇極其推重漢代禮待大臣之隆，而慨乎言“後世之待大臣，直奴仆耳”（《草木子·雜製編》）。這無疑是有感於元代的情況而言。明朝人於慎行也一再說到：“三代以下待臣之禮，至勝國極輕，本朝因之，未能複古。”又說：“本朝承勝國之後，上下之分太嚴。”（《轂山筆麈》卷三《恩澤》；卷十《謹禮》）這都清楚地說明：元代皇帝與臣下的距離更拉開了，皇權又有了惡性的發展。
元代君權的惡性發展在官製的變化上也得到充分的反映。
首先是廢行三省製。元承金製，以中書省為中央最高行政機關，以中書右丞相“總省事，佐天子，理萬機”。平章等宰執八員協助丞相工作。右丞相原則上必須是蒙古人，色目人可以擔任左丞相，漢人則一般隻能任右、左丞或參政之類。中書省“政事議行之際，所見異同，互相軒輕，待其國相可否之，然後為定”（《元朝名臣事略》卷七《丞相史忠武王》）。至元七年期臣有請立三省之議，高鳴上疏說：“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日有壅，況三省乎？”遂止。（《元史》卷一六○本傳）十六年，謝昌元複有請，因阿合馬之阻，複不行。學術界一種意見認為，元朝廢三省而一省獨置，丞相的權力是增大了。其實，這是誤解。元中書省所保有的僅僅隻是最高的行政權，與唐之尚書省相當，而根本不具有唐、宋三省製時期中書省的造命.門下省的審核權利。元朝在至元五年設起居注一職，以和理霍孫、獨胡刺二人充翰林待製兼起居注。（《元史》卷六至元五年十月）掌隨朝省、台、院請司凡奏聞之事，悉記錄之，如古左右史。（《元史》卷八八《百官四·給事中》）至元十五年六月，“敕省、院、台諸司應聞奏事，必由起居注”（《元史》卷十）。明年四月，複以給事中兼起居注，掌隨朝諸司奏聞事。（同上）成宗初，曾規定：“凡上封事者，命中書省發緘視之，然後以聞。”（同上卷十八元貞元年六月）然英宗即位，立即加以廢除。延祐七年十二月，“丞相鐵木迭兒、拜住請：‘比者詔內外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直進禦前。乞令臣等開視，乃入奏聞。’帝曰：‘言事者直至朕前可也，如細民輒訴訟者則禁之”’（同上卷二七）。可見朝廷中書省、禦史台、樞密院及其他機關的奏章，都是直接呈交給事中或起居注，擔任這兩個職務的便是宮內怯薛人員中的必閣赤、怯裏馬赤、紮裏赤等，所謂的給事中、起居注，隻是這些怯薛丹（也譯作怯薛歹Kiktn，是Kik的複數形式，義為怯薛人員）在外朝的兼官，其實際職務與唐、宋時者已完全不同。這就表明百司人疏，皆可直達禦前，中書並無事先發視並審核和簽署意見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