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詔旨的撰擬發布來看，負責起草聖旨的是蒙古翰林院和內八府宰相這兩個機關。蒙古翰林院，“掌譯寫一切文字，及頒降璽書，並用蒙古新宇（即所謂八思巴蒙文），仍各以其國字副之”（同上卷八七《蒙古翰林院》）。蒙古翰林院的承旨、直學士、待製等等人員往往也便是怯薛的外朝兼職。內八府則是一個很特別的機關。《元史·百官誌三》：“內八府宰相，掌諸王朝覲儐介之事。遇有詔令，則與蒙古翰林院官同譯寫而潤色之。謂之宰相雲者，其貴似侍中，其近似門下，故特寵之以是名。雖有是名，而無授受宣命，品秩則視二品焉。”（同上卷八七）《輟耕錄》亦載：“內八府宰相八員，視二品秩，而不降授宣命，特中書照會之任而已。寄位於翰林之塌鄰。塌鄰，宮門外院官會集處也。所職視草製，若詔赦之文，則非其掌也。至於院之公事，亦不得與焉。例以國戚與勳舊之子弟充之。”（卷一）它是一個掌領諸王駙馬宗姻事務，並兼協同草製的特別組織。他們與蒙古翰林院的承旨、待製才是相當於唐、宋三省製中的中書省與翰林學士，擁有造命決策權的人員。詔命由翰林院譯寫完畢後，再關自中書省。（同上卷二七延祜七年十月）中書省對於交發的聖旨，則奉行惟謹。王克敬為參議中書省事，宰相傳英宗旨，賜大長公主錢。克敬認為事有不妥，乞複奏。宰相怒曰：“參議乃敢格詔耳！”（同上卷一八四本傳）終元一代，中書複奏的事，極少發生。內八府或翰林封還詞頭的事，就從不曾有；對詔敕的審核則根本沒有了這一道程序。足見三省製度到元時已徹底拋棄，朝廷政務，大而至於軍國大計，小而至宰殺老病的牛馬、幼馬、羊羔等微而至微的瑣事，皆由皇帝以蒙古語聖旨頒示，並由翰林們或以硬譯的漢語白話文，或者則潤色為四六體加以公布。這裏，我還想引用一段例子，說明元朝大政，都是由皇帝宸衷獨斷，中書丞相是不參與決策的。至元十五年六月甲戌（廿二：日），當時，南宋初平，任淮西宣慰使的昂吉兒晉京彙報，涉及到江南機構的設置等重大問題。忽必烈當場指示：“詔汰江南冗官。江南元設淮東、湖南、隆興、福建四省，以隆興並入福建。其宣慰司十一道，除額設員數外，餘並裏去。仍削去各官舊帶相銜。罷茶運司及營田司，以其事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以其事隸行中書省。各路總管府依驗戶數多寡，以上中下三等設官。宋故官應人仕者，付吏部錄用。以史塔刺渾、唐兀帶驟升執政，忙古帶任無為軍達魯花赤，複遙領黃州宣慰使，並罷之。”“遂命平章政事哈伯等諭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翰林院及諸南儒今為宰相、宣慰及各路達魯花赤佩虎符者，懼多謬濫，其議所以減汰之者。凡小大政事，順民之心所欲者行之，所不欲者罷之。”這一係列重大的決策，都是在宰相缺席的情況下，忽必烈根據昂吉兒的當麵彙報，直接作出的。這就充分表明，元的中書省是不具有決策大權的。泰定帝在位期間，命中書右、左丞相幹脆日值禁中，有事則赴中書，於是首相往往兼旬不至中堂。順帝後至元二年，命每日右丞相伯顏、太保定住、中書平章政事李羅·阿吉刺聚議於內廷：平章政事塔失海牙，右丞鞏卜班，參知政事納麟許有壬等聚議於中書。（《元史》卷三九《順帝紀二》）這些作法，都導致中書形同虛設。元朝皇帝還不斷隔越中書，對有關單位發給詔敕，諸王權貴也恃恩徑奏，乞持璽書，不通過中書。僅大德六年到至大元年七年之間，就有六千三百多件這類詔敕，“皆幹田土、戶口、金銀鐵冶、增餘課程、進貢奇貨、錢穀、選法、詞訟、造作等事，害及於民”（同上卷二三《武宗紀》至大二年正月）。
諫官的廢除也是皇權膨脹的直接表現。黃縉說過：“我朝不設諫官，而台諫之任悉歸於禦史。”（《黃金華先生文集》卷十七《送索禦史詩序》）李元禮“諫太後幸五台山疏”中也說：“今朝廷不設諫官，禦史職當言路，即諫官也。”（《元史》卷一七六本傳）忽必烈在置禦史台時雖有“台官職在直言，朕為汝君，苟所行未善，亦當極諫”之命，然禦史台本來的任務是作皇帝的鷹犬，糾察百官，現在反過來以鷹犬來規諫主人自己，首先就是名不正、言不順的事。宋朝開始有言事禦史，是諫官權力的擴大；元朝以禦史兼諫，則隻是廢撤諫職後的一點點粉飾而已。當時人就明白指出：“居是官（禦史）者，往往致詳六察，於匡諫之道，則或未盡。”（《滋溪文稿》卷首陳旅序）甚至“其弊在於以征贓為急務，而於按劾則具文”（《雪樓文集》卷十《置貪贓簿》）。與此同時，傳統的史官製度也完全停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