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到了宋代明顯的呈現出一係列重大的變化。農村中土地租佃製經營已普遍采用，主、客戶製度漸趨廢除，政府對人戶的控製放鬆，轉而把注意力放在對田土的檢查登記、按畝征稅上。地主對佃農的人身控製也遠比前代鬆弛，手工業有了進一步的巨大發展，商品經濟空前繁榮，主雇之間傭雇方式已廣泛被采用。這些跡象表明：中國封建社會已進入了它的後期。對於這一點，盡管在程度上估計有所不同，但對封建製度這時已開始進入下行或後期階段，大體上史學界的看法是一致的。最起碼的有一點，就是宋代的地主，與魏晉時期的門閥地主，是性質上判然不同的。第一，他們是所謂庶族地主，是寒族出身，而不是出於以門間相高的士族。第二，他們主要是依靠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始得以濟身地主士大夫的行列；而不同於世族子弟，“少習其業（指政事），目熟朝廷事，台閣之儀，不教而自成”（《新唐書》卷四四《選舉誌》）。實際上是通過門第而蔭襲。第三，他們主要控製土地，通過租佃剝削農民。而世族則主要進行人身控製，如部曲、佃客等，世世不能改變。第四，他們在不停的變故與析產中破落、衰微，下降為農民，所謂“窮無三代，富無三代”。地主和農民兩個對立階級的分野是清楚的.然就一個家庭或個人而言，則始終處在升降變化之中。而世族的地位，則以不同的等級的形式，長期而穩定地維持。因此，庶族地主的興起，就不能不對當時社會的各個方麵帶來有力的影響，其中引人注目處之一，就是紳權的抬頭。
上文在討論專製主義皇權發展的第一階段時，我們已經提到，漢武帝時，公孫弘以布衣得任丞相，這是紳權在中國曆史上脫穎而出的象征。紳就是士大夫，紳權就是士大夫之權。兩漢時期，士大夫指的是這種平民身份而以儒人仕的知識分子。魏晉時期則以門閥世族為其代表。到了唐、宋以後，庶族地主取代了士族。隨著印刷術的發明、學校的逐漸普及，以庶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為代表的士大夫隊伍空前擴大。他們通過科舉考試，在基本上是平等的競考麵前，保證了社會的精英有可能躋身仕宦，獲得相應的地位、財富和榮耀，參與政治的管理。這就不可避免的刺激和提高了這個階層人士的政治要求。紳權在封建本質上是同於君權的，兩者之間。雖然也存在矛盾，但它永遠也不能作為君權的對抗或製約力量出現。但是，以儒為業的縉紳士大夫，為了提高自己的身價，也為了實現自己的追求，他們總是想模仿自己的祖師爺孔夫子、孟夫子那樣以道自任，追求為王者師，來“置君堯舜上，更使風俗淳”。紳權在一旦發展起來以後，與君權也會因分配不平的問題產生矛盾。因此，唐、宋時期，我們就看到，一方麵是皇權的成熟，而另一方麵，就是紳權的抬頭。這就構成當時在政治、思想、文化諸方麵色采繽紛的絢麗局麵。唐劉偉之所說的“不經鳳閣鸞台宣過，何名為敕”，就是紳權企圖依法限製和分享皇權的直接表現。宋仁宗就公開承認：“凡事必與大臣金議，方為詔敕。”（《庶齋老學叢談》卷二）朱熹上孝宗封事，亦謂：“君雖以製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金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施行之。”（《山堂考索別集》卷十八《人臣門公議所在》）文彥博反對王安石變法，與神宗爭辯，理正氣壯地說：“陛下為與士大夫治天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二一）相傳宋太祖曾設有不殺士大夫之誓。葉適說宋朝的特點是“一以寬大誠信進退禮節遇其臣下”（《水心別集》卷之二《國本中》）。王夫之也曾指出：“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宋論》卷一《太祖》）顧炎武亦謂宋朝家法之一就是不殺大臣及言事官。（《日知錄》卷十五《禮製·宋朝家法》）這都顯示了士大夫在政治上地位的提高。宋朝在思想上也是一個繼春秋、戰國之後，百家爭鳴，十分活躍的時代。周敦頤石臃的象數學，程頤、程灝的洛學，張載的關學，王安石的新學，三蘇的蘇學並茂於北宋時期。南宋的朱熹集理學的大成，陸九淵的心學，葉適、陳亮之言事功，爭輝於後。他們雖然不免於儒學的牢籠，但他們已完全從陳腐的注疏風氣中解脫出來，發抒義理。他們大膽地疑經、甚至造經，以重構儒學的經學體係。這個時期，首創私家的書院，使在官府控製的學校之外，有了士大夫自己的自由講壇，發抒己見，廣授生徒，培養人才，造就風氣。從此，學校開始向全國普及。在地方建設中，範仲淹創行義莊、朱熹提倡義倉，也都是紳權作為政權的補充形式在地方上增強的表現。這裏還應該提到歐陽修、蘇洵在重建譜學上的努力，以期重張族權；而族權本質上也就是紳權。在封建社會後期，人身依附、人身控製已趨於鬆弛的情況下，中央政府麵對一個自然經濟籠罩全國的局麵，沒有紳權在地方上的協助，是肯定無法穩定其統治的。兩宋時期，紳權的急劇增長，就是適應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政治形勢的需要這兩方麵的時代要求而增長的。我們把這個時期紳權的伸張看成是地主階級民主的發展。民主是一種天賦的人權，隻是這種人權在不同的曆史階段由於經濟結構的限製，而使一部分或大部分人橫遭剝奪。在原始社會裏，它隻屬於本氏族的成員。奴隸社會裏，它屬於奴隸主和自由民階層。封建社會裏則屬於封建主階級內部。在中國古代的語彙裏的確沒有現代意義的“民主”這個詞兒。當時的“民主”，命意正相反，是為民主者之意，即管民的人。譬如《通鑒》卷九一載：鞠彭言：“今天下大亂，強者為雄。曹（嶷）亦鄉裏，為天所相，苟可依憑，即為民主，何必與之力爭，使百姓肝腦塗地。”的確，我們沒有現代西方的一套民主機製潤為我們在1911年以前並沒有經曆過資本主義社會這一曆史發展階段。但是隻要誰堅信天賦人權這一神聖的原則，那麼，隻要是人，他就從上帝（假如有）降生他的同時，也就賦予了他一切人固有的權力，其中當然主要是民主的權力，他也就生來與俱的具有民主的理念。隻是限於時代，他們往往還缺乏足夠的認識罷了。關於這個問題，在後文中我們還要再次涉及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