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來的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史的作用。《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書·說命》曰：“學古人官，議事以製，政乃不迷。”北魏的高允說：“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舉措。”（《資治通鑒》卷一二五）歐陽修說：“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文獻通考》卷五一《職官五·中書省·史官》瀝代的統治者都把史作為鑒戒。故曰：“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資治通鑒》序）魏孝文帝嚐謂史官：“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福在己，無能製之者，若史策複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耶！”（同上卷一四二）唐太宗也曾說：“朕每觀前代史，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諫。”史官製度要求秉實錄精神，對人君的言行，善善惡惡，直書其事，無所隱諱，把君主交給曆史去裁判，以勸善懲惡，也起著一種諫淨的作用，是中國專製主義皇權自我製約、自我調整的獨特方式。舊製：當代國史，人君是不得親自索閱的，其意是防止人君的幹預，而破壞善惡直書的原則。唐太宗卻令取閱。當他看到有關玄武門之變的記述，語多微文時，他且指出：“宜即改浮詞，直書其事”，無煩相隱。（《貞觀政要》卷七《文史》）唐太宗破壞這個人君不得觀看史官關於當事皇帝的記載的舊規，並不能認為是樁好事。但他在看到有為他相隱的地方還著重指出來刪去浮詞，卻充分顯示了他的胸襟和氣度。史官傳統，與諫官傳統一樣，也是中國民族優秀高尚品質的反映。文天祥的《正氣歌》中有“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說的就是齊太史直書崔行優君，雖兄弟相繼被殺，卻決不肯改變書法；趙盾的家人殺死了晉君，太史董狐不畏趙盾的權勢，直書趙盾弑君。先賢的風範始終激勵著子孫後進。東晉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桓溫以滅門相脅，然孫盛終拒絕改易。唐吳競撰《則天實錄》，其中於張說無所掩諱。說請改數字，競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這種忠實於原則、忠實於史實，頭可斷，血可流，曆史史實不容篡改掩飾的精神是永遠值得後人繼承和發揚的。
4）有中國特色的科舉製度的實行
“官才用人，國之本也。”曆代的統治者都很注意選拔人才，為我所用。他們把考選賢才當成重要的任務來執行。漢文帝二年，以日蝕，首詔執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十五年，複詔諸侯。王公、卿、郡首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武帝時，令郡國按人口比例舉一至六人，限以四科，一日德行高妙，誌節清白；二日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日明習法令，足以決擬，能按章複問，文中禦史；四日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村任三輔縣令。對於賢良方正，也都是由皇帝親加策問而第其優劣。這種策問，猶之乎後世之製舉。《文獻通考》引致堂胡氏雲：“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於大殿，天子稱製，訪以理道，其事重矣！”（卷二九《選舉二》）公孫弘就是以賢良對策出身，受到漢武帝的特別賞識，很快就由布衣超拔為丞相，並封侯。不過，漢之賢良方正是由郡國推薦的，因此從來源上看，它實際仍受到地方長官的把持。郡國所舉，大概為賢良方正、孝廉、博士弟子三類。東漢末，“天下兵興，衣冠士族多離本土，欲征源流，慮難委悉。魏氏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挽或道義虧灑，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泊六退七。是以吏部不能審定核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兔乖失及法弊”（《通典》卷十四《選舉二》注）。這個時期，正是地方上門閥盛行，它們把持地方，中正也成了他們的工具，形成“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奪天朝權勢，愛惡隨心，情偽由己。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同上）。不過，“魏晉以來，雖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進之門，則與兩漢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國薦舉，或由曹掾積累而升，或由世胄承襲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塗轍”（《文獻通考》卷二八《選舉一》）。隋朝時，九品中正製度廢弛，以明經、秀才等科目課試選士的辦法沿行不替，至煬帝而首創進士科。唐代的科舉製度益趨發展和完善。“唐製：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日生徒，由州縣者日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新唐書》卷三四《選舉誌上》）其天子自詔者日製舉，所以待非常之才，其名目則隨人主臨時所欲而定。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等。其名最著、最重要的是常科中的明經與進士兩科。明經專尚記誦，故漸不為時人所重；進士以詩賦、時務策文章取土，故“唐眾科之目，進士為尤貴，而得人亦最為盛。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縉紳雖位極人臣，而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日‘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文獻通考》卷二九《選舉二》）。歐陽修亦有“焚香禮進士，徹幕待明經”之語。唐初考試由吏部考功員外郎主持，後以其位輕，開元中才改由禮部傳郎。當時參加常科的舉子多數是學館的生徒。不由學館者謂之鄉貢，皆懷碟自列於州縣，經過推薦評選集於京師，經過會試，得第者謂之進士。每次進士所取，多不過二十人，明經則不過百人。通過進士與明經及第的人，還必須在幾名官員的推薦下，通過吏部的銓試及格，才能人仕任官，稱之為釋褐試。與常科不同，製科及第的高等者則可以徑得美官，其次者則僅獲出身而已。唐的製舉與漢的賢良對策也有所不同。漢時不用黜落法，故得對策者皆可獲選，唐則有落選者。進士的考試主要是辭章詩賦，國家的官吏就是從這條途徑上產生，其不切實用，是有識者所通垢的。不過，無論如何，它是一種學習競爭，通過公開的考試來錄取人才的辦法，比起那種由中正推選，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等級壟斷來，無疑又是巨大的進步。《新唐書》說：“大抵眾科之目，進士尤為貴，其得人亦最為盛焉。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隱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遂使時君篤意，以謂莫此之尚。及其後世，俗益婉薄，上下交疑，因以謂按其聲痛，可以為有司之責，舍是則汗漫而無所守。遂不複能易。”（卷四四《選舉誌上》）實行科舉是一大進步，是當時政治上成熟的一個表現，這是毫無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