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製：諫議大夫四人，屬門下省。武則天又增置左、右拾遺、補闕，分屬中書、門下兩省。德宗時將諫議大夫分左、右，各以兩員分屬兩省。左、右諫議大夫掌諫諭得失，侍從讚相。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諫議大夫論事，不須令丞相先知。（《唐會要》卷五五《諫議大夫》）唐太宗是中國曆史上頗能夠虛己納諫，而且積極求諫的英主。他以“王桂、魏征為諫官，宴遊寢食未嚐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人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資治通鑒》卷二三七元稹疏）。“有所開說，必虛己納之。”他把勇於諫淨的魏征視為自己的一麵明鏡，“明鏡鑒形，美惡必見”。又說：“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朕嚐保此三鑒，內防己過。今魏征逝，一鑒亡矣。”（《新唐書》卷九七本傳）貞觀十年，有人譖毀三品以上的大臣輕蔑太宗的愛子越王，意在激怒太宗，以動搖魏征。太宗召來三品以上大員，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時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兒，是天子兒。今日天子兒，非天子兒耶？我見隋家諸王，達官以下，皆不免被其躓頓。我之兒子，自不許其縱橫，公等所容易過，得相共輕蔑。我若縱之，豈不能躓頓公等？”房玄齡等皆戰栗拜謝。魏征獨正色諫說：“當今群臣，必無輕蔑越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例，《傳》稱，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諸侯用之為公，即是公；用之為卿，即是卿。若不為公卿，即下士於諸侯也。今三品以上，列為公卿，並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異。縱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輒加折辱？若國家紀綱廢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之時，越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樹諸王，使行無禮，尋以罪黜不可為法，亦何足道？”一番大道理駁得太宗無地自容，但太宗反喜形於色，大加讚賞說：“凡人言語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當身私愛。魏征所論，國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自謂理在不疑。及見魏征所論，始覺大非道理。為人君言，何可容易！”（《貞觀政要》卷二《直諫》）我們今天來讀這段文字，還不能不為太宗的虛懷納諫與魏征的犯顏直諫表示欽佩。在所謂“貞觀之治”中，納諫、直諫是大起過積極作用的。應該補充一點，三省的封駁製度，實際上也起著諫的作用，不通過中書、門下就不成其為詔敕，就是證明。高宗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禦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禦史及待製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禦史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複預聞”（《資治通鑒》卷二一一）。其後正朝多不奏事，故中唐以來，諫官“大不得預召見，次不得參時政用行就列，朝謁而已”（同上卷二三七）。憲宗時，諫議大夫鄭罩等偶得機會，諫其宴樂過度。“時，久無閣中論事者（胡注：人閣，諫官論事，太宗之製也）。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同上卷二四一阿知諫官製度，其實行的程度，純在皇帝個人的素質。故太宗時所定的許多規定，其時已多流為具文。
宋初的諫議大夫。司諫（補闕改）、正言（拾遺改），都是差遣，皆須別降敕許赴諫院供職，方才是諫官，亦有領他職而實不頂諫淨者。其由他官領者，帶知諫院銜，以兩省官充任，以掌供奉諫淨。凡朝廷闕失，大則廷議，小則上封。（《文獻通考》卷五十《職官四·門下省·諫議大夫》）仁宗明道中，始置諫院。神宗元豐官製改革，正名左、右諫議大夫，為諫垣之長，專掌言責。左隸門下，右隸中書，同掌規諫。凡朝政缺失，大臣及百官任非其人，皆得諫正。南宋初，“詔諫議大夫不隸兩省，別置局於後省之側，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以登聞鼓院專隸之”（同上），尋複舊。宋朝的禦史，亦得言事，此與唐顯有不同。對於諫官的人選，也極為重視。蘇東坡在上未神宗皇帝的奏章中說過：“曆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宋太祖年號）以來，未嚐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係，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台諫風旨而已。”（《蘇東坡全集·續集》卷十一《上神宗皇帝書》）其地位之清要雄峻，亦於此可見。馴至南宋晚年，“諫省寂寥，僅止一員”，虛應故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