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諫官、史官製度的完善
諫官的設置在中國曆史上也很早。諫之為言正也，以言正人謂之諫。在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受諫是王者博采兼聽、匡正已失，以救時弊，使達到上下之情無壅，小大之政鹹敘，以臻乎至治的必要手段。“三五以降，則軒轅有明台之議，堯有行室之間，舜有進善之旌，禹有五聲之聽，湯有好問之浩，武王有天道之訪，鹹所以詳延嘉話，彌縫其闕。故前史所載，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至於朝夕起居，不忘納誨，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寧有官司之典，倚幾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禦之箴，臨事有瞽史之詔，燕居有史工之誦。至於大夫士有規誨、傳言之告，庶人商旅有誹謗。陳貨之儆。百工之賤，許執藝以獻喻；道人之職，專徇鐸以采詩。”（《冊府元龜》卷五二三《諫淨部總序》）召公說周曆王：“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替獻曲，史獻書，師箴，艘賦，朦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人盡規，親戚補察，替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行事而不停。”（《史記》卷四《周本紀》）這些傳說與記載，都旨在表明，古之聖君明王對諫淨都是十分重視的。提倡諫，是儒家政治理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白虎通》說：“明王所立諫淨者，皆為重民而求已失也。”（卷五《諫諍》）這裏指的，不但是君主必須虛心聽納保博大臣的意見，而且也應該主動廣泛地采納民間的輿情。所謂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招諫之鼓，都是施之於采納民情的。傅說告誡武了：“後從諫則聖。”周製：每歲終，“天子齋戒受諫”。能不能納束，是君主是否有道、政治是否清明的關鍵。周曆王行監謗之令，召公諫之曰：“善為川者決之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即所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曆王不聽，卒之引起國人暴動，迫使曆王出奔。（《國語》）春秋戰國時的列國，皆有諫官的設置。管仲進賢於齊桓公，說：“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為大諫之官。”（《管子·小匡第二十》）齊威王且申令於全國：“群臣吏民，能麵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詩議於朝市，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戰國策·齊策一》）當時的庶民自無由進諫，但士則有責任傳語。可知其時國人議政、國君納諫實一代風氣。秦用商鞅變法，首先便禁止國人議政，無論是讚成或者反對，一概隻允許俯首奉行，容不得半點議論，甚至連先前言冷不便，而到後來見法令已效而來言令便者，也橫指為亂化之民，盡遷之於邊地。秦始皇統一全國後，明定誹謗之罪，把人民議政懸為曆禁。在朝廷中雖有諫大夫一職之設，以諫為職，然已與古者國人皆可議政進諫的局麵完全不同。故曰：“秦人惡天下之議己，思有以遏絕其路，故置諫大夫之官，而言路始狹。”（《山堂考索後集》卷二五《官門·諫淨》）對於這一點，古人頗有不同的意見。支持上述論點的人認為：“古者諫官無定員而言路益廣，後世諫官有常職而言路彌塞。古者工誦箴諫，則百工得以諫也；瞽誦詩諫，則朦瞽得以諫也。公卿比諫，則凡在朝者得以諫也；士傳言諫，則庶士得以諫也。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途測庶人商賈亦得以諫也。上而公卿大夫，下而至於土庶商賈百工之賤，莫不皆得以諫，是舉天下皆諫淨者也，固不待處諫官之職然後即取以為諫也。豈非古者諫官無定員而言路益廣歟！後世不然，立諫官之職，將以求諫，而不知諫淨之路反由此而塞。夫何故？諫議大夫，此所謂諫官者也，拾遺、補闕，此所謂諫官者也。為諫議者，可得而諫；不為諫議者，可得而諫乎？為拾遺、補闕者，可得而諫乎？蓋謂之諫官，則以諫諍為職；諫官既以諫淨為職，則不居此官者，皆不得而諫也。有所諫，則日侵官；有所諫，則日犯分。語及天子者，則日指斥乘輿；言關廟堂者，則日誹謗朝政。所以然者，蓋由諫官之有定職故也。”（《山堂考索續集》卷三六《官製門·古者諫官無定員後世諫官有常職》）王夫之則另有一番議論。他認為諫官專立，不僅是“古今之時異，而廣聽之與慎聽也，不得不殊；進言之跡同，而受益之與防邪也，亦各有道，未可以一概論也”（《讀通鑒論》卷十一《晉二》）。無論如何，秦在專立諫官之同時，剝奪了廣大人民表達政見、譏評時政的天賦權力。古史關於人皆得諫的記載，姑不論其實際情況如何，即使是一種理想主義的設想，終不失為一種原始的民主主義思想，作為寶貴的精神財富，應當受到充分的肯定。這種原始的民主主義製度為秦始皇橫暴地扼殺，正是秦始皇法家路線的采行、專製主義皇權樹立的嚴重後果。
漢興，曾相繼除挾書律（惠帝四年）、三族罪妖言令（高後元年）、誹謗罪（文帝二年）。在文帝除誹謗罪的詔文中，明確說明要重興古製，“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族，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漢書》卷四《文帝紀》）。然而，隨著漢武帝專製主義製度的加強，元狩五年，複設以諫為職的諫大夫，並相繼製定了怨望誹謗政治不道罪（《漢書》卷九十《嚴延年傳》）、妖言罪、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罪（同上卷七五《夏侯勝傳》），甚至腹誹也可以招致死罪。秦始皇的一套，又不折不扣地重加采行，人們一點點言論自由也盡遭剝奪。後漢置諫議大夫，然三公則當國有過事，可共諫淨。曹魏更置散騎常侍、侍郎，掌規諫，不典事。晉仍之。到了唐、宋時期，諫官製度始形大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