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省製度使相權拆而為三，對相權無疑是有效的防削；而封駁的實行，又是保證以王育形式發布的大政方針、典章製度既得以集益於眾議，又可以在未發布前防止違失。凡軍國大事，使中書舍人各執所見而書其名，謂之“五花判事”。再使中書待郎、中書令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仙堂考索續集》卷三《官製門·三省·軍國大事中書審門下駁正》）據朱熹所述：“唐初每事先經由中書省，中書作定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付門下。或有未當，則門下繳駁，又上中書，中書又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又下門下。若事可行，門下即下尚書省，尚書省但主書填‘奉行’而已。故中書之權獨重。本朝亦最重中書，蓋以造命可否進退皆由之也。門下雖有繳駁，依舊經由中書，故中書權獨重。”（《朱子語類》卷一二八《法製》）胡三省注《通鑒》，亦謂：“唐製：凡詔旨製敕，璽書冊命，皆中書舍人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行而過門下省，有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資治通鑒》卷一九二）所以劉偉之說：“不經鳳閣（中書）、鸞台（門下）宣過，何名為敕。”（《唐會要》卷五四《省號上·中書侍郎》）不經過中書門下，而由內宮直接發出的叫“斜封墨敕”，理論上講，不具有法律效力，有關行政單位是可以拒不執行的。顧炎武對這種封駁製度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違。齊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此《畜君》之詩所為作也。漢哀帝封董賢，而丞相王嘉封還詔書。後漢鍾離意為尚書仆射，數封還詔書。自是封駁之事多見於史，而未以為專職也。唐製：凡詔敕皆經門下省，事有不便，得以封還，而給事中有駁正違失之掌，著於《六典》。如袁高、崔植、韋宏景、狄兼暮、鄭肅、韓做、韋溫、鄭公輿之輩，並以封還敕書，垂名史傳。亦有召對慰論，如德宗之於許孟容；中使加勞，如憲宗之於薛存誠者。而元和中，給事中李藩在門下，製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也，何名批敕？’宣宗以右金吾大將軍李健為嶺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製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人臣執法之正，人主聽言之明，可以並見。”（《日知錄》卷九《封駁》）宋代封駁之權又有所發展。仁宗時，擔任中書舍人負責起草詔敕的富弼，一次在奉旨草詔時，認為旨意失當，封還詞頭。事情是這樣的：“（元豐）官製未改時，知製法今之中書舍人但演詞而已，不聞繳駁也。康定二年，富文忠為知製誥。先是昭陵聘於蜀中，有王氏女，姿色冠世，人京備選。章獻一見，以為妖豔太甚，恐不利於少主，乃以嫁其侄從德，而擇郭後位中宮。上終不樂之。王氏之父蒙正，由劉氏姻黨，屢典名藩。未幾，從德卒。至是，中批王氏封遂國夫人，許人禁中。文忠適當草製，封還，抗章甚力。遂並寢其旨。外製繳詞頭，蓋自此始。”（《揮麈後錄》卷二）從此，中書省也有了封駁的權力。中書負責造命，以黃紙書寫，苟有不當，即不書，謂之“繳黃”。書行過門下，給事中讀審，苟命有不當，雖已書亦繳駁，謂之“留黃”。（《水雲村泯稿》卷七《宋誥又跋》）然中書舍人於差除有未審當，皆得直封還詞頭；而給事中有所駁正，則先使詣執政，稟議有異同，然後繳奏以聞。神宗時，以兩省事體均一，不應一得直行，一須稟議，遂詔如舍人。（《石林燕語》卷六）按照元豐官製改革的規定：尚書左、右仆射分別兼任門下詩郎行侍中之職、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之職，號為宰相。當時人認為：“宋朝宰相既兼三省，無複有造命。審令、行令之異矣。所賴後省給舍得以封駁，是猶存審覆之意也。然三省長官皆敵己者，故大事得以持異同之論，而給、舍乃中書門下之屬，其有大議論而敢為異同者，昔有其人矣，當今未免詳於細而略於大矣。嚐觀宋初給、舍，為所遷官，實不任職，而其職乃以他官兼領之。張詠以樞密直學士、何剡以待製皆嚐領給事中，有不便者，輒還詔書。富粥、歐陽修亦以他官領中書舍人知製誥，而嚐封還詞頭。是數人者，雖天姿卓然，能自植立，亦由素所居官非宰相之屬也。元豐正名，遂以給、合為宰相之屬，風采振職，蔑然無聞，蓋有由矣。”（《山堂考索續集》卷三○《官製門·後省》）所謂“後省”，即指禁中的中書、門下機關。
封駁製度的實行，既可避免決策中的失誤與疏漏，又可及時諫阻皇帝的失道行為，也防止了權相的專擅，無疑是製之大善者。它的實行，不能不說對皇帝之所行，有所約束，以至有人認為它是對皇權的一種製約。然而，它隻是建立在皇帝自我約束的基礎上的。宋徽宗在位，“崇、觀奸佞用事，賄賂關節，幹祈恩澤，多以禦筆行下，朱書其旁雲：稽留時刻者，以大不恭論，流三千裏。三省無所幹預”（《揮麈錄》卷二）。由此可見，當時封駁製度俱在，對於無道的昏暴君主來說，不過一紙具文而已。而且在給、舍的封駁中，如果皇帝始終堅持己見，給、舍也隻能辭職了事，並不能阻止皇帝的一意孤行。因此，它的機能僅限於自我調整。當然，這種自我調整的存在，也正說明唐、宋時代的中國專製主義皇權已充分成熟，臻於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