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期，這方麵的情況發生了一係列寓意深遠的變化。
首先是布衣丞相的出現。元朔中（公元前128—126），漢武帝任菑州薛人公孫弘為丞相。公孫弘“少時為獄吏，有罪兔，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乃學《春秋》、雜說”，以賢良、文學征，策對第一，累遷至丞相，封平津侯。公孫弘以布衣而任丞相，並由於任了丞相後再得侯封，這都是曆史的第一例。布衣卿相正是開中國二千多年來封建士大夫，即知識分子，經過科舉步人仕途的先河。後來的封建官僚上至宰相，絕大多數是通過科舉這條道路進入仕途的。孔夫子說“學而優則仕”，仕成為學的唯一目的；而學，則限於官方所規定的儒典。由於科舉入仕是中國土大夫的唯一出路，宰相即是這種士大夫的優秀代表，因此，從根本講，相權也就是士大夫權力的象征。習慣上，這類人仕的士大夫稱之為縉紳，他們是鄉居紳士的政治代表。所以相權從本質上也便是紳權的象征。公孫弘以布衣而跌丞相，顯示了紳權第一次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這同樣也是中國政治史上劃時代的變化。製舉人仕與紳權始升都是一個巨大的曆史進步。但是，應該看到這些進步又是以皇權的張大為代價取得的。公孫弘的身份，在當時根本無法與軍功世侯相比擬。他的出任宰相，正是表明君尊臣卑的專製主義體製又有了新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