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在分封問題上設禁益嚴。“自光武以來，諸王有製，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幹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資治通鑒》卷七五諸葛格致齊王奮書）曹魏時期，朝廷對諸王的限製更加嚴厲。陳壽曾慨乎言：“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於此。”（《三國誌集解》卷二十《魏書·武文世王公》）當時正值大亂之後，人口凋殘，“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縣隔千裏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製。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裏。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文獻通考》卷二七。引袁子日）。曹同力主封建的《六代論》就是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寫成的。作為宗室人員，曹同力主恢複封建自然是很容易理解的。
司馬氏代曹，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曹同的意見。有懲於曹魏乏宗落之維，而使自己輕而易舉地篡奪來帝位，司馬炎乃大封宗藩。繼漢初以後，封建製度又第二次在中國曆史上回潮。晉製：請王或出鎮雄藩，或內專朝政，許自選官屬，又各置親兵。在大權在握的情況下，很快就演成八王之亂，西晉也就很快在內亂與少數民族的叛亂下滅亡。南渡以後，在分藩問題上曆朝皆大體上沿行西晉的製度。“晉、宋、齊、梁之製，諸王皆出為都督刺史，星羅棋布，各據強藩。蓋將假以事任，收宗子維城之功，而矯孤立之弊。然未、齊一再傳之後，二明帝皆以旁支人繼大統，伎忍特甚。前帝之子孫，雖在童孺，皆以逼見讎。其據雄藩、處要地者，適足以殞其身於典簽輩之手。而二明亦複享年不永，置嗣無狀，淪胥以亡，不足複議。若晉、若梁，則諸王皆以盛年雄才出當方麵，非來、齊帝子輩比也。然京師有變，則俱無同獎王室之忠，而各有帝製而天子自為之誌。賈、趙之亂，如同、如顆、如越之徒，縱兵不戢，屠其骨肉，以啟戎秋之禍，而神州覆亡。侯景之亂，如綸、如繹、如紀、如警之徒，擁兵不救，委其祖、父以餒寇賊之口，而天倫珍絕矣！蓋其初之立製也，非不欲希鳳宗周，懲鑒漢魏；然世俗險惡，人心澆漓。齊桓、晉文之事，尚矣！晉、梁諸王雖欲求一人如鄭曆公、虢叔輩而不可得。後儒所以疑封建之不可行，有由矣！”（《文獻通考》卷二七二封建十三》）馴至隋朝，分封之製，仍大體同於江左。諸王、王子，分據大鎮，專製方麵，權侔帝室。（《隋書》卷六二《元傳》）實際的結果也是父子兄弟，造相爭猜殘殺。文帝五子，場帝以次奪嫡，他的四個兄弟，甚至包括文帝本人在內，俱不得善終。分封之禍，已昭然於世，迂儒之外，已很少人懷疑了。
總括從漢興到隋亡的八百餘年間，廢封建與行封建之間，兩經反複。行封建就不可能有穩定的國家統一，同時也不可能有名符其實的中央集權。這就表明，在這段時期裏，大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專製主義皇權仍然處在其成長的階段。即就地方郡縣製的推行來看，這一時期裏，中央對地方政府的控製也仍是比較鬆懈和有限度的。王夫之指出：“漢之太守，去古諸侯也無幾，辟除、賞罰、兵刑。賦役，皆得以專製，而縣令聽命如臣。”（《讀通鑒論》卷二二）當時朝廷對於地方，惟守相由中央委派。太守對地方，舉凡民政、財政、軍事、司法、選舉、教育，無所不統。所有屬吏如椽吏、督郵、從事等皆由牧守自行辟置。而這批人，盡是本地的世家。“廣漢太守陳定人為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巨任功曹王煥以簡選賢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乃大悅。至於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範滂，南陽太守成委功曹岑呸，並謠達京師，名標史傳。而鮑宣為豫州牧，郭欽奏其舉措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職，州牧代之，尚為煩苛。”（《日知錄》卷八《掾屬》）這就證明地方的政務，實際上都是操在這些當地的士人手中。在中央特許、或事出非常的情況下，郡守擅生殺予奪大權，兼長一郡之兵，掌有除依法上繳中央以外的全部地方財賦，以及所屬境內之山澤、公田的收人。每年年終則向中央提出報告，稱為上計，其中詳列戶口、生產、賦稅、兵役、刑獄、盜賊、學校、教育等的詳細情況和數字。朝廷則根據上計的材料與刺史調查的情況對郡守進行升遷賞罰。由此可見，郡守在地方是擁有相當大的權力的。東漢末，刺史總政於外，變成了地方的行政與軍事長官，權力更為增大。它與成長中的門閥結合，直接導致東漢末軍閥的割據。這裏，還應該特別指明：郡守所辟的掾屬，在名分上和朝廷是並無臣屬關係的；相反，與選用他們的牧守則保持嚴格的舉主與僚屬關係。僚屬必須矢忠於舉主，死生不渝。舉主死，且為他持服、守喪，以為報答。東漢末年，劉表遺其從事韓嵩前往許昌觀察虛實。當時許昌是漢獻帝的臨時都城。韓嵩婉言拒絕說：“若至京師，天子假一職，則成天子之臣，將軍故吏耳！不能複為將軍死也。”可見地方椽吏未受任於朝廷者，都隻是牧守的私臣。私臣於牧守，誼猶臣之事君。一旦這個私臣得到了朝廷的委任，他就變成了皇帝的臣屬，則必須盡忠於皇帝；而對於原來的舉主，他已成了故吏。牧守置吏之製，一直貫穿於魏晉南北朝。（參考《陵餘叢考》卷十六《郡國守相得自置吏》；《日知錄》卷八《掾屬》）這些都清楚地為我們表明：在這段曆史時期裏，盡管地方政府在建製上直屬於中央，但地方政府的獨立性還很明顯，中央的控製力還遠不曾深人。從這個意義上講，大統一與中央集權也仍處於初創的成長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