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陵喪製度卻在很大程度上回複到漢製。李淵死，太宗》依漢長陵（劉邦陵墓）故事，務存崇厚。經過虞世南等的切諫，最後達成折衷方案，群臣提議：“漢高祖長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又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為陵。竊以長陵製度，過為宏侈；二文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為成式，實謂攸宜。”導到太宗的首肯。（《通典》卷七九《禮三九·沿革三九·凶禮一》）太宗昭陵鑿九嵕山而成。根據他生前的指示，“足容一棺而已，務從儉約”。“因九嶝山層峰鑿山南西，深七十五尺為玄宮，山旁岩架梁為棧道，懸絕百切，繞山二百三十步始達玄宮，門頂上亦起遊殿。”（《文獻通考》卷一二五《王禮廿》從工程上看，實際上是巨大的。五代朱梁時，溫韜盡數發掘轄境內之諸唐陵，以取珍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製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跡，紙墨如新。”（《新五代史》卷四十《溫韜傳》）足見所謂儉約，絕非實事。所殉之鍾、王手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晉王羲之的《蘭亭序帖》，其價值更遠非珠玉珍寶所能比擬。太宗把它來殉葬，是對寶貴文物的毀滅，是比浪費更嚴重得多的毀壞民族文化的犯罪行為。乾陵是唐高宗的陵墓。大周女皇帝武則天退位死後，又以皇後身份被合葬在此。漢製，皇後多同陵而不合葬。魏晉以降，始有合葬者。高宗先武則天死，“其玄宮以石為門，鐵銅其縫”，其牢固程度可知。故當時給事中嚴善思反對再打開墓門，而主張另營安葬，以安神道，但為中宗所拒絕。溫韜大發唐陵，“惟乾陵風雨不可發”。
唐陵也恢複了漢的陵寢製度。“凡諸帝升遐，宮人無子者悉遣指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櫛，治衾枕，事死如事生。”（《資治通鑒》卷二四九胡注引宋白日）諸陵皆栽柏以環之，柏城四麵各三裏，其內不得另有安葬，（同上卷二二九胡注引宋白日）而功臣密戚請陪陵葬者聽之。（同上卷一九五）大行安葬的這天，被稱為忌日，一般在三日內不得舉樂。行香、飯僧都是佛教的儀式。國忌行香起於後魏；江左齊梁問，每燃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雲麓漫鈔》卷三）飯僧則起於石晉。唐製：“二月八日、及生日、忌日，公卿朝拜諸陵。又有忌日行香於京城宮觀，天下諸司，亦於國忌行香，至宋猶有宮觀行香之禮，外州不同也。”（《轂山筆麈》卷一）在行香時，複禁食酒肉。
元代的陵製完全保存蒙古舊俗。據十二世紀初到過蒙古草地的西歐教士加賓尼報導：“至於埋葬他們的首領，則他們有一種不同的方法。他們秘密地到空曠地方去，在那裏他們把草、根和地上的一切東西移開，挖一個大坑，在這個坑的邊緣，他們挖一個地下墓穴。在把屍體放人墓穴時，他們把他生前寵愛的奴隸放在屍體下麵。這個奴隸在屍體下麵躺著，直至他幾乎快要死去，這時他們就把他拖出來，讓他呼吸；然後又把他放到屍體下麵去，這樣他們一連搞三次。如果這個奴隸幸而不死，那麼，他從此以後就成為一個自由的人，能夠做他高興做的任何事情，並且在他主人的帳幕裏和在他主人的親戚中成為一個重要人物。他們把死人埋人墓穴時，也把上麵所說的各項東西一道埋進去，恢複原來的樣子，因此，以後沒有人能夠發現這個地點。”（《出使蒙古記》第15頁）皇帝們的葬地稱之為大禁地，不許有人接近。如果任何人敢走近這些墓地，被捉住就要剝光衣服，鞭打並受到嚴厲的虐待。根據南宋使臣的報導，“其墓無家，以馬踐躁，使如平地。若忒沒真（鐵木真，即成吉思汗）之墓，則插矢以為垣，闊逾三十裏，邏騎以為衛”。（《黑韃事略》）其棺槨，“凡宮車晏駕，棺用香楠木，中分為二，刳肖人形，其廣狹長短，僅足客身而已。殮以貂皮襖、皮帽。其靴靺、係腰、盒缶本，俱以白粉皮為之。殉以金壺瓶二、盞一、碗碟、匙著各一。殮迄，用黃金為箍四條以束之。輿車用白氈，青緣納失失為帝，覆棺亦以納失失為之。前行用蒙古巫媼一人，衣新衣，騎馬庫馬一匹，以黃金飾鞍轡，籠以納失失，謂之金靈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開穴所起之土成塊，依次排列之。棺既下，複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則遠置他所。送葬官三員，居五裏外，日一次燒飯致祭。三年然後返”（《元史》卷七七《祭祀誌六》）。《草木子》一書則謂深埋之後，“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複考誌遺跡”。據屠寄的說法，為了識認陵地，在陵穴覆土既平之後，便將一頭幼駱駝即其地殺死，以後欲祭時，則以所殺駱駝之母為導，視其躑躅悲鳴之處，則知葬所。屠寄《蒙兀兒史記》（卷三注）的這段記載，他注明引自《草木子》，然《草木子》一書實無此文。且皇皇大禁地，既設有守陵千戶世襲奉守，複建有影堂以供祖奠，元時起輦穀之地，世為諸帝之葬所，確切無疑，豈有失其所在之理？且殺駱駝之說，清代始有之，其妄可知，因此是不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