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稅，包括增多稅額與另立名目，也是皇帝為擴大自己收入的辦法。它同是一種強取，不過是堂哉皇哉，用明令增派的一種強取。東漢靈帝中平二年，斂修宮錢，天下田畝十錢。明神宗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官被雷火焚毀；明年，又有皇極、中極、建極三殿之災。軍府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大工，進行重修。於是大興礦稅，中使四出，“礦脈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間，諸擋所進礦稅銀幾及三百萬兩。河南巡按姚思仁，疏言礦稅之害，“礦盜哨聚，易於召亂，一也；礦頭累極，勢成土崩，二也；礦夫殘害，逼迫流亡，三也；雇民糧缺，饑餓噪呼，四也；礦洞遍開，無益浪費，五也；礦砂銀少，強科民買，六也；民皆開礦，農桑失業，七也；奏官強橫，淫刑激變，八也。”（《明史》卷八一《食貨五》）與此同時，又以中官充稅監，百計征剝。“天津店租，廣州珠榷，兩淮餘鹽，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茶鹽，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抵魚葦及門攤商稅，油布雜稅，中官遍天下，非領稅即領礦，驅脅官吏，務後焉。”（同上）“內臣務為劫奪，以應上求。礦不必穴，稅不必商。民間丘隴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工，皆稅人也。”（同上卷二三七《田大益傳》）但是，這些收入，後來卻又“悉輸內帑，不以供營繕”（同上卷二三五《王汝訓傳》）。
四、賣官。秦朝有納粟拜爵之令，漢文帝用晁錯建議，納粟拜爵和除罪以實邊。正如晁所說：“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窮。”爵隻是一種身份，所以這是一筆無本而賺錢的買賣。漢文帝此舉是以補國用。東漢靈帝首行公開賣官。光和元年，西園賣官，二千石的官價是二千萬，四百石為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或諧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則先人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資治通鑒》卷五七）“廷尉崔烈人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至自殺。”（《晉書》卷二六《食貨》）他在西園造萬金堂，以為私藏。晉武帝司馬炎也賣官肥私。有一次他不無得意地問司隸校尉劉毅說：朕可以和漢的哪一個皇帝比？耿直的劉毅回答說：桓帝、靈帝。司馬炎大為掃興地說：何至於此！劉毅回答說：桓帝、靈帝的賣官錢人歸官庫兩陛下你卻把賣官錢歸人私門。這樣看來，還不如他們（《資治通鑒》卷八一）。劉毅這裏說的也並不確切，西園也是靈帝的私庫。後代賣官的事例幾無代無之。清朝的捐納也是賣官的一種形式。
此外，又有采辦、和買、金商等名目，都是借助特權，攫取商物，“名為和買，實同白著”。明朝又有皇莊、皇店之設，還有所謂“花酒鋪”，都是派中官管理，重利盤剝，以益內宮私奉。所有上述的一係列製度、措施，都是在特權支配下，以奉養天子為名，橫征暴斂，巧取豪奪，把社會生產總值的半數、甚至大部分，據為內宮的私藏，以供皇帝個人奢富、豪華、荒淫、無度的糜爛生活需要。上虧國努，下困生民。在曆史上，幾乎所有朝代，即使是在已經瀕臨滅亡的時刻，政府財政早已枯竭，老百姓貧困交加，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然宮中依然是財貨山積。崇禎亡國之後，在皇庫中“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十？）兩，鐫有‘永樂’字”（《明季北略》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