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陵郡（揚州）貢蕃客錦袍五十領，錦被五十張，半臂錦百段，新加錦袍二百領，青銅鏡十麵，莞席十領，獨案細絞十匹，蛇床子七鬥，蛇床仁一鬥，鐵精一斤，兔絲子一斤，白芒十五斤，空青三兩，造水牛皮甲千領並袋。吳郡（蘇州）貢絲葛十匹，白石脂三十斤，蛇床子仁三升，鯔魚皮三十頭，鰍魚鰭五十頭，壓胞七升，肚魚五十頭，春子五升，嫩藕三百段。
南海郡（廣州）貢生沉香七十斤，甲香三十斤，石料二十斤，甓皮三十斤，蚺蛇膽五枚，詹糖香二十五斤，藤簟二合，竹簟五領。
唐令規定：“諸郡貢獻皆盡當士所出，準絹為價，不得過五十匹，並以官物充市。所貢至薄，其物易供。”“其有加於此數者，蓋修令後續配，亦折租賦，不別征科。”（《通典》卷六《賦稅下》）實際上這不過隻是一紙具文，原因很簡單，皇帝貪婪，貢物的品種絕不嫌多，貢品的數量則隻嫌其少。而地方官吏，借助於貢獻，一則討好於皇帝，以求升賞；另則又可從中漁利，以飽私囊。因此，上貢之風，總是愈刮愈厲害。五代後周太祖郭威是一個頗有作為的皇帝，他在廣順元年明詔：“天下州府舊貢滋味食撰之物，所宜除減。”其中便開列了兩浙所進的細酒、海味、薑瓜，湖南的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欖子，鎮州的高公米、水梨，易州、定州的栗子，河東的白杜梨、米粉。綠豆粉、玉屑糨子麵，永興的禦田紅杭米、新大麥麵，興平的蘇栗子，華州的麝香、羚羊角、熊膽、獺肝、朱柿、熊白，河中的樹紅棗、五味子、輕飯，同州的石鏊餅，晉州、絳州的葡萄、黃消梨，陝府的鳳棲梨，襄州的紫薑、新筍、橘子，安州的折粳兵、糟味，青州的水梨，河陽的諸雜果，許州的禦李子，鄭州的新筍、鵝梨，懷州的寒食杏仁，申州的蓑荷，毫州的草，沿淮州郡的淮白魚等等。（《舊五代史》卷一一○《周書一》）從這份貢品名單裏，我們可以看到取貢的物種是多麼繁苛。而所謂除減，也隻不過是郭威個人一時的好心。曆史上的賦稅搖役，一時因某個“好皇帝”發善稍事減免，而事不遷鷺又被恢複、並反成增重的事，是習以為常的。明從成祖起，遷都北京，每年由運河啟運來的江南貢物如枇杷、楊梅鰣魚、橄欖、石榴、柿子、木樨花、柑橘、甘蔗、隨菜苔、紫蘇糕、苗薑、荸薺、芋頭、魚藕、香稻等等，各多達數十扛，用船達一百六十隻。各處辦野味共一萬四千二百五十隻，又活鹿二百六十七隻、活天鵝三百二十隻，雜皮二十一萬二千張，翎毛一千三百五十五萬六千根。中期以後，它們的數字又續有增多。（《續文獻通考》卷三三《土貢考》）譬如宜興貢茶，明初額止一百斤，漸增至五百斤，萬曆時乃至二十九萬斤。（《萬曆野獲編》卷一《貢魚乍貢茶》）清代吉林所貢方物，每年四月、七月、十月、十一月之外，皇帝生日，分次進行，山珍野味、土產名品，共計一百二三十種。（《清稗類鈔》第一冊《朝貢類·吉林歲貢》）貢品不單要求有特殊的質量，還要求有特別的樣式。北宋皇帝所使用的禦爐炭，“率斫作琴樣，胡桃紋鵓鴿青”（《老學庵筆記》卷五）。一炭之微，其講究如此，真是匪夷所思。貢品的采辦，有的是作為賦役的形式，攤派給百姓交納。也有的名義上由官給價，向民間平買，但“吏胥舞弊，克扣價目，十給二三而已，甚至並十之二三而亦無之”。
定額之外，又有額外之貢。地方官吏希求恩寵，竭心殫智，把一些新鮮的物產上貢給皇帝，它原是歲額所沒有的。但有了第一次，便少不了第二次、第三次。一些皇帝生辰、婚事、節日之類的賀禮，本也沒有明確的定額。但是，今年的額外，一經貢人，往往明年就成為製度，變成了定額。如明代楚中魚鮮之貢，“始自成化初年，蓋鎮守內臣私獻耳，為數不過千斤。後漸增至數萬，改屬布政司，貢船至十二號”（《萬曆野獲編》卷一《貢鮓貢茶》）。紅花原不產在寧夏，“特一時喜事獻諛之徒，創為此舉”，遂成為明朝政府的定額。然水土本不相宜，故“播種耕耨、看守采擇之苦，不可勝言”。“而又程途穹遠，輸運艱難，起役了夫，雇倩車馬，以及指稱盤費、打點使用，尤為不貲。朝廷之所得幾何？而計其所耗，固已百倍於所貢之數。”（《續文獻通考》卷三三《土貢考》引王疏）這都是額外轉為定額的例子。事實上曆史上的土貢定額就是通過這種轉化而不斷擴增的。慶典的賀儀，豐儉在於地方官的經辦，朝廷並沒有數字的規定。但是，一個地方今年的貢禮，事實上也便成了不成文的定額，後來者總是隻能多，不能少的。也有一些存心僥幸之徒，熱中將自己所有的珍玩、寶器獻給皇帝，貪圖賞賜，有的甚至是自己的女兒。明世宗時，“河南扶溝縣民盧大亨，以女盧氏進。受之，給大亨米一石，仍免雜差。是女年十三，頗知書史”（《續文獻通考》卷三三《土貢考》）。皇家的無數珍玩，其中的不少便是這種幸進之徒所奉獻的。有一等人則專以進貢為名，對百姓家肆行掠取。明武宗時，李充嗣奏言：“近中官進貢，有古銅器、窯變盆、黃鷹、角鷹、錦雞、走狗諸物，皆借名科斂。”（《明史》卷二。一本傳）這種掠人之所有以為貢獻，而討好皇帝的人，比起盧大亨那種獻女而得石鬥賞賜的人來自然是更凶暴，更無恥，更可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