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後臨朝，幾移劉祚。由於這一教訓，漢武帝嚴母後之製，所寵銘弋夫人生子弗陵，武帝愛之，欲立為太子，於是借故譴責鉤大夫人，令人持去，送掖廷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言雲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後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資治通鑒》卷二二）這個辦法首先是太不近人情；其次也更無補而且有害於實際。在小皇帝尚無法管理國政的情況下，他唯一可以依靠和相信的隻有母後；沒有母後的護持，肯定情況會更糟。因此，漢武帝的這個作法並沒繼續實行。但是在北魏時期，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成為一代製度。（《資治通鑒》卷一一五；參考《陔餘叢考》卷十六《元魏子貴母死之製》）故當時妃嬪之中，皆私自祝願生諸王、公主，而勿生太子。（《資治通鑒》卷一四七）及到宣武帝元烙立皇後胡充華子詡為太子，始不殺其母。這個製度也就從此取消。母後臨朝無代無之，是與封建皇權製度相始終的製度。因此，盡管封建統治者再三立法，防止母後臨朝幹政，如曹魏黃初三年，詔：“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後；後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士之爵。以此詔傳之後世，若有違背，天下共誅之。”（《三國誌·魏書·文帝紀》）劉宋武帝（裕）在臨終時，也親為手詔：“後世若有幼主潮事一委宰相，母後不煩臨朝。”（《資治通鑒》卷一一九）朱元璋“嚴宮闈之政”，規定後妃不得幹預外事，及私書與外戚交通。但是，它一直無法禁絕。應該指出：“漢母後預政，不必臨朝及少主，雖長君亦然。”洪邁曾列舉史實，有力的證明了這一點。（《容齋隨筆》卷北漢母後切所謂“漢家舊典，崇貴母氏”。故當時太後自稱亦日“朕”，以詔自行。臣下稱她也作“陛下”。少帝即位時即代而攝政，臨前殿朝群臣，太後東麵，少帝西麵。群臣奏事，上書皆為兩通，一詣太後，一詣少帝。（《獨斷》）當時的宮禁仍不是太嚴，臣下見到後妃的事是較平常的。（《邵氏聞見後錄》卷七）故太後臨前，徑據前殿。唐武則天以女主臨，自稱皇帝，改國號為周，這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大事變。宋以後，男女之大防更被強調，乃垂簾以隔之。除去明朝對母後的限製甚嚴外，元代和清代，女主幹政的情況都不乏其人。總之，它是一個與封建皇權同始共終的現象，很難避免。
身處深宮，素無政治素養的皇太後，一旦稱製，最妥當的應付辦法就是起用娘家的戚屬來作為依靠，即所謂外戚。“隆漢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寵。”這些外戚們，多是以女寵得位，本身也多缺乏政治素養。一旦輔政得權，就驕縱自為，貪汙成性，甚而至於濁亂朝政，覬覦皇位。西漢時，外家悉封侯爵，從衛青、霍去病以功封大司馬、大將軍後，霍光遂以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政。隊此大司馬兼大將軍一官就永為外戚輔政之職。西漢後期的外成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管執樞機，朋黨比周”（《資治通鑒》卷二二劉向疏）。縱觀西漢一代，“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後曆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漢書》卷九八《元後傳讚》）東漢更因“皇統累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後，莫不定策帷臠，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後漢書》卷十《皇後紀》）。東漢的政局，從中期起，就成了外戚宦官交相傾軋和殘殺的宮廷內亂史，陵夷至於滅亡。外成的擅權，其結果也便是外戚自身的覆滅。《漢書·外戚傳讚》說：“夫女寵之興，由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於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後及鄧成後四人而已。”（卷九七）東京後族，亦唯陰、郭、馬三家保全，其餘無不敗死。（《廿二史劄記》卷三《兩漢外戚之患》）外戚當政的結果，幾乎必然是朝廷與外戚的兩敗俱傷，這當然不能不引起統治階級的普遍重視。宋朝對待外成之法，“遠鑒前轍，最為周密”。對外戚不界事權，規定不得任宰執、樞密，不管軍令，不得為郡司、監守等等。（《宋史研究論文集》第（107—125頁）明代的皇後，“率由儒族單門”。後父之封，初秩不過指揮，侯伯保傅，以漸而進。“雖擁侈富之資，曾無憑藉之勢。”（《明史》卷一。八《外成思澤侯表》）世宗嘉靖八年，更“除外戚世封，著為令”。故明之外戚，“不得與汗馬餘勳為齒，雖稱肺腑，事劣封君，上機漢唐，殆相懸絕”（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