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鍛煉太子的實際工作能力，老皇帝往往讓他們有機會參與政務。如梁武帝以蕭統為太子（昭明），“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南史》卷五三）。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十六年，用群臣請，“下詔皇太子燕王（真金）參決朝政，凡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及百司之事，皆先啟後聞”（《元史》卷十《世祖紀七》）。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年，“命政事啟皇太子裁決奏聞”（《明史》卷二《太祖紀二》）。也有的皇帝，因健康、出征或享樂等原因，以太子監國，權理政務。這當然不失為一個老皇帝在世時，培養鍛煉太子的有效辦法。但是，如果太子不是十分小心謹慎，而是執意推行自己的主張，違拂老皇帝的意見，後果也往往不堪設想。譬如真金在主政之後，決意把漢化運動繼續推向前進，這就惹起了在這方麵已趨保守態度的忽必烈的不滿。所以，至元二十一年，忽必烈突然徹底改組了中書省，使真金所倡導的繼續推行漢化的路線夭折。這時，恰巧有人上書，以忽必烈年高，患風濕，艱於行動，建議他傳位太子。一些不滿真金的官員乘機煽動，忽必烈大為震怒。盡管由一些蒙古重臣出麵調解，平息這一危機，但真金也因此憂懼而死。由此可見，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太子的基本保全之術，就是緘默與順從，否則是很容易招致滅頂之禍的。所以，說來說去，太子自我保全的基本原則是“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唐王叔文語）。《禮記》載：“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禦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複膳，然後亦複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文王世子第八》）晨昏定省，才是作太子的最基本的任務。文王、武王的這一套就是千古不易的標本。東漢製度，太子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仆中允旦旦請問而已。（《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傳》）當然，恪守晨昏定省，也不一定能保住太子的職位，但是，在謹行定省之外，不言外事，無疑是保全自己的惟一辦法。這裏，還可以補充一點，太子一旦被廢，他的命運是遠比一般人更悲慘的。東漢時候，被廢的太子，還可以保全首領；隋唐以後，一旦被廢，則很少有可以得到善終的。可見太子也的確不是好當的。
在繼位問題上，我們往往見到，繼位的新皇帝有時還是一個幼稚的孩童，甚至是初生不久、尚在繈褓中的嬰兒。這種情況，東漢最為突出：所有皇帝中，除光武帝得壽六十二歲、明帝四十八歲。章帝三十一歲之外，和帝十歲即位，在位十七年，二十七歲死。殤帝始生百日即位，十月後即夭折。安帝十三歲即位，在位十九年，三十二歲死。順帝十一歲即位，在位十九年，三十歲死。衝帝二歲即位，在位不足一年夭折。質帝八歲即位，數月後即為梁冀毒死。桓帝十五歲即位，在位二十一年，三十六歲死。靈帝十二歲即位，在位二十二年，三十四歲死。獻帝九歲即位，一生充當了董卓、曹操手中的傀儡，遂至亡國。連續九個皇帝都是在未成年時即皇帝位的。在這種主少國疑的嚴重形勢下，稱之為皇太後的母後，就不能不挺身出來承擔保護幼主、操持政務的重大使命，而在中國皇權史上扮演一種特殊的角色，謂之“臨朝稱製”。顏師古解釋說：“天子之言，一日製書，二日詔書。製書者，謂為製度之命也，非皇後所得稱。今呂太後臨朝行天子事，決斷萬機，故稱製詔。”（《漢書》卷三《高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