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為了博取老皇帝的愛，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偽，即善於偽裝。在這方麵，後來成了隋煬帝的楊廣就是最好的標本。隋文帝直到臨死，才看出他的真麵目，痛悔莫及地說：“獨孤（文帝後）誤我。”為了對付自己的競爭對手，就隻有拚死地爭，即勾結黨羽，發展勢力，以求一逞。所以，沒有巧妙的偽裝，沒有拚死的爭奪，要想保住或爭得太子的位置，幾乎是不可能的。通過這一係列的手段，是位即使得到手，但由繼承引起的舊怨還遠沒有結束，為了徹底剪除舊日的競爭者，一場殘酷的報複與殺戮，還要繼續進行。劉宋的前廢帝劉子業為了鞏固帝位，把恐為外患的諸叔“皆聚之建康，拘千殿內，毆捶陵曳，無複人理。湘東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祜指肥壯，帝為竹籠，盛而稱之。以或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離左右。東梅王偉，性凡劣，謂之驢王”。“嚐以木槽盛飯，並雜食攪之，掘地為杭，實以泥水，裸或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為歡笑。前後欲殺三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泱說之，故得推延。”（《資治通鑒卷一三○）雍正即位之後，將他的兄弟允禩更名為“阿其那”（或謂意為狗），允搪更名“塞思黑”（或謂意為豬），殘酷虐待致死。允、允禵均遭迫害。所有這些，無一不是圍繞繼承這一問題所引發的暴行。
應該指出：嫡長繼位製度是落後的宗法製度的核心，是一種僵死、喪失任何活力和阻塞任何發展的自殺性製度。自己的嫡長用明是一個弱智、白癡，但是也隻好讓他來繼承皇位。晉武帝的兒”惠帝，“嚐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晉書》卷四《惠帝》）。晉武帝當然知道他根本負擔不了國君的重任，但廢嫡必然引起諸子的紛爭。因此，他盡管對兒子惠帝很不滿，也隻能按照常規，把皇位傳給他。其結果，是“政出群下，綱紀大壞，貨賄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誌，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同上）。西晉敗亡，如此其速，和這低能兒皇帝是直接關連的。這種以天下為我私產的製度，其結果是：其得天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其既得之後，則但求子孫萬代，永保私產，而根本不問子孫是何等人樣？有何德才？最終卻是壞了國家，也同時毀了他們拚死爭來的基業。
太子所居日東宮。不過在西漢時候，東宮、東朝，指的卻是皇太後，因為她的宮殿在長樂宮之東。把東宮當成太子的代名詞，至少不晚於東漢。《後漢書·班彪傳》載：“時，東宮初建。”就是證明。太子的東宮又稱震宮，《易經》以震為長男，其方位為東，故雲。（《東漢會要》卷二《雜錄》）漢製：東宮置太傅、少傅，以輔導太子。其屬官有太子門大夫。庶子、先（或作洗）馬、舍人。又有詹事，統領率更，家令、丞、仆，中盾、衛率，廚、廄長丞。唐製則設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各一人，以道德輔教太子，官不必備，唯其人，無其人則缺。通常多以朝臣之德高望重者兼任。譬如：唐太宗就曾特令魏征領太子太師。詹事“統東宮、三寺、十率府之政令，舉其綱紀，而修其職務”（《唐六典》卷二六）。從總體上講，東宮的官製以詹事府擬於外朝之尚書省，左右春坊擬中書。門下，三寺擬五監九寺，戍衛東宮的十率府擬十六衛禁軍，是比擬外朝而小其規模建製的。
太子既身係國本之重，因此，對其教育與培養就是重大的政治問題。西漢的思想家賈誼、戴德等人都認為秦之速亡，是與對太子的教育培養密切相關的。他們都認為殷、周之所以享國長久，都是因為在這方麵有過成功的經驗。“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團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時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繈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日少保、少傅、少帥，是與太子燕居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也。”（《新書·保傅》）《大戴禮記》的作者戴德，在《保傅》章中，同樣強調這些觀點，要求把太子自幼即以正人、正道相薰染，使“少成若性，習慣之為常”。古者太子八歲人小學，十五人太學，承師問道。“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吏，有徹虧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於是有進善之，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鼓使誦詩，工誦正諫，土傅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攘，化與心成。”（卷三）曆朝的君主，大體上都是企圖循用這種古典式的儒學教育來培育太子的。大抵幼年的皇子，通常就以宮內有文化的妃嬪宮娥教讀，如宋神宗時張夫人“久在宮掖，嚐教哲宗、道君（徽宗）讀書”。宋朝宮中專設有資善堂，設翊善、讚讀、直講等，教皇子書。東宮還曾特設小學教授。（《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三）明朝建大本堂，教育諸皇子，後移至文華殿東廂房，教師多在閣臣與翰林中指派。“每早各官皆繡服進，俱行叩禮後分班立。東宮自座上背誦先日之書，畢，東講官直上至地平前立，內侍授以牙簽，手執指書而講。《四書》講畢，從西而下，橫折過東，還班。西講官從下橫折過東，直上地平前，講經如東儀。講畢，從西下，橫折還班。蓋左進而右退，折旋中矩，禮也。書冊皆向上。講畢退食後，東宮乃易，金鑲寶石或玉鉤條，向西窗下習仿書一張。各官易素袍複進，通講三日之書。”（《謇齋瑣綴錄一》）中期以後，講讀已流為形式。孝宗時東宮詹事吳寬上書：“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明會要》卷十四《東宮出閣講學》）萬曆時，皇長子常洛出閣講學，時已十四歲。二十年中輟學就達十二年之久。這樣的學習，其效果自不難想見。清皇朝對於皇太子、皇子的教育是十分嚴格的。康熙就說過：“自古帝王，莫不以預教儲貳為國家根本。朕恐皇太子不深通學問，即未能明達治體，是以孳孳在命，麵命耳提泊幼時勤加教育，訓以禮節，不使一日遐免。”（《康熙起居注》第16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