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的活動，其特點有三。
一是“批朱”。明製：臣下所有奏章的批答，先由閣臣草擬，謂之“票擬”，再由皇帝以朱筆批出施行，故謂之“批朱”或“批紅”。實際上，每天皇帝親批隻是少數幾本，大量的則由司禮監的秉筆太監代行。趙翼指出：“明之司禮秉筆太監，正與唐之樞密使相似。凡本章進禦，團由內閣票擬；或因事降旨，不召閣臣麵諭，則令司禮監粗寫事目，送間撰擬。”“蓋前代君臣之間，不常接見，有所發詔命，則寫大意付閣撰擬，其始當是禦筆自書，後遂命司禮監秉筆者代筆，正唐時樞密使之職也。”（《陔餘叢考》卷二十《前明司禮監即樞密院》）內閣大臣與皇帝間的聯係，完全依靠宦官來進行。宦官名正言順地成為口銜天憲的皇帝代理人，內閣幾乎成了宦官的附庸。
二是東、西廠特務組織的設置。我們在上文裏已經簡要敘及。廠的指揮屬司禮監，以秉筆太監之第二人或第三人充任提督，然每奏事時，司禮掌印太監亦須回避。嘉靖中，始命司禮掌印太監麥福兼理東廠，“自此內廷事體一變”。
三是一度使用宦官來搜括全國的財富，有礦監、稅監、織造沛舶、營造、采珠、鹽監等名色。這種作法從明中葉開始，代或有之，到了神宗時期，其風愈烈。“通都大邑，皆有稅監，兩淮則有鹽監，廣東則有珠監。或專遣、或兼攝、大擋小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幸。”（《明史》卷三。五《宦官二·陳增傳》）“禦題黃纛，遍布關津；聖旨朱牌，委褻蔀屋。遂使三家之村，雞犬悉盡；五都之市，絲粟皆空。”（同上卷二二三《王士昌傳》）流毒所及，“宇內已無尺寸淨地”。甚至地方官也橫遭陵辱。“參督撫，鴆按臣，視為恒事。至於守令以下，但雲阻撓，即遣緹騎；但雲貪肆，即行追贓，直奴隸視之而已。”（《萬曆野獲編》卷六《內監·門豎償命》）稅監的橫暴，多次激成地方民變。史言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稅監之擾，就是致明於亡的主要原因。
卓越的思想家黃宗羲，在評論明代宦官製度時，曾經指出：“奄宦之禍，曆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有明之為烈也。漢、唐、宋有幹與朝政之奄宦，無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傳，後有票擬。天下之財富，先內庫而後太倉。天下之刑獄，先東廠而後法司。其他無不皆然。則是宰相六部為奄宦奉行之員而已。”“漢、唐、宋之奄宦，乘人主之昏而後可以得誌，有明則格局已定，牽挽相雜。以毅宗（即崇禎）之哲王，始而疑之，終不能舍之，卒之臨死而不能與廷臣一見，其禍未有若是之烈也。”（《明夷待訪錄·奄宦上》）黃宗羲極言有明一代，“一世之人心、學術，為奴婢之歸者，皆奄宦之為也”。然而，又是什麼原因導致有明奄宦之禍，益烈於前代的呢？從根本上講，恐怕還必須從極端專製主義皇權的形成與發展上來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在下篇中還要詳細來討論。
清初，有做於明朝奄宦之禍，順治十二年，詔諭：“朕今裁定內官衙門及員數、職掌、法製甚明。以後但有犯法幹政，竊權納賄，囑托內外衙門，結納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即行淩遲處死，定不姑貸。特立鐵碑，世世遵守。欽此。’（《癸巳類稿》卷九《太監》）清初太監置十三衙門，旋撤，改隸內務府。乾隆時期，宮中苑囿，其人數不越三千，比起明代數萬之巨，是簡省多了。對宦官幹預外政的控製，也一直是比較嚴格，晚期的情況才又有所改變，這同女主幹政又是直接相關的。宦官之禍，是和封建專製主義皇權製度相始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