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朱元璋對於宦官的防範，十分嚴密。洪武二年，定置內使監奉禦凡六十人（《見聞雜記》卷一）。十七年，詔內官勿預外事，凡諸司勿與內官監文移往來（碘故紀聞》卷四）。內官以太監為長，秩無過四品，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服外臣冠服。宮門樹鐵牌，上鐫“內臣不得幹預政事，預者斬”（《明史》卷三。四《宦官一》）。內監總領十二監：神宮、尚寶、陵神宮、尚膳、尚衣、司設、司禮、內官、禦馬、印緩、直殿、都知；八局：兵仗、內織染、針工、巾帽。司苑、酒醋麵、浣衣、銀作；四司：鍾鼓、惜薪、寶鈔、混堂。合稱為二十四衙門。此外，又有司鑰、內承運、內府供用三庫。嗣後複有東、西廠之設，皆由宦官主領。司禮監為“監中第一署，其長與首揆對柄機要，全書秉筆與管文書則職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內使，俱以內翰自命，若外之詞林，且常服亦稍異。其宦官在別署者見之，必叩頭稱為上司，雖童稚亦以清流自居，晏然不為禮也”（《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一《內監·內官定製》）。“司禮掌印，首璫最尊，其權視首揆。”（同上卷六《內監·內臣兼掌印廠》）
朱元璋曾自認為設法嚴密，超邁前朝，足以防止宦官竊權、擅雙之患，說：“大抵此曹隻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逼威？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令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橋縱也。”（《洪武寶訓》卷四《評古》）然而，正因為宦官亂政這一痼疾的根源在於專製主義皇權本身，所以，朱元璋的這些規定，不旋重便有的破壞，有的失效。譬如，朱元璋規定宦官不得預政，但等到成祖時，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又如：“初，太祖製：內巨不許讀書識字。後宣宗設內書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遂為定製。”（《明史》卷三。四《宦官一》）英宗以齠齡繼位，不能接大臣，於是始有中人票旨徑行的現象。繼王振之後、憲宗時有正直、武宗時有劉瑾、世宗時有馮保，到熹宗時的魏忠賢而達於極點。史載魏忠賢“歲數出，輒坐文軒，羽幢青蓋，四馬若飛，饒鼓鳴鏑之聲，轟隱黃埃中。錦衣玉帶靴袴握刀者，夾左右馳，廚傳、優伶、百戲、輿隸相隨屬以萬數。百司章奏，置急足馳白乃下。所過，七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歲。忠賢顧盼未嚐及也”（同上《魏忠賢傳）。朝臣黨附者，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之號。武宗時的權宦劉瑾被抄家，計其所有：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丙，元寶百萬錠，銀八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鬥，金鍾二千，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會銀湯五百……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八百兩。（《繼世紀聞》卷三）魏忠賢的權勢又超劉瑾而過之，其所搜括的財貨自然比這個數更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