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派成就最大者當數王鳴盛和錢大昕。王鳴盛是江蘇嘉定人，他的治經態度同惠棟一樣保守，但他研究曆史態度則較為開放。他用訓詁考證的方法進行研究，寫出了代表作《十七史商榷》。錢大昕是王鳴盛的妹夫，他的研究領域十分廣泛，精通經史、天文、曆算、金石、詞章、音韻、訓詁等，尤其長於史學。他的《廿二史考異》對浩繁複雜的曆史進行了細微的研究考訂，指明了正史中的錯誤、缺漏。《廿二史考異》、《十七史商榷》，加上趙翼的《廿二史劄記》三部書被稱為清代考史的三大名著。
乾嘉學派發展的高峰期出現了以戴震為首的皖派。
戴震不迷信古代一定都是好的。他治漢學，被人比喻為“好像老吏折獄”，案子斷得公平合理。戴震可以說代表了清朝鼎盛時期進步思想的主流，他的代表作是《孟子字義疏證》。
皖派的成就總體上比吳派高，皖派中成就十分突出的還有段玉裁、王念孫等人。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被稱為“一千七百年來無此作”，在探求古經的真意上，使人真是“如夢初覺，如醉初醒”。王念孫的《讀書雜誌》、《廣雅疏證》是有關訓詁、校勘的代表之作。
乾嘉學派集曆代考據之大成，把中國古代考據學推向了高峰，形成獨具特點的考據學派。乾嘉學派對我國兩千多年來的文獻典籍進行了大規模的總結整理，使豐富的文化遺產得以保存，乾嘉學派學者們在治學態度，治學方法上嚴謹踏實，開近代實證學風之先河。直至今天，乾嘉學派的這種考據功夫，仍是社會科學工作者應該學習的。
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底——道教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最能反映中國人的傳統宗教生活與精神世界，因此魯迅曾評價說：“中國文化的根底在道教”。由此看來，揭開道教文化的神秘麵紗，不啻於洞開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藏之門。盡管道教把老子推為始祖，而它實際上卻產生於東漢後期，唐代以後也逐漸流傳到朝鮮、日本、越南以及其他東南亞諸國。
道教的產生與中國文化的發展以及東漢時期的曆史現狀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我國商周時期盛行的鬼神文化為道教的鬼神信仰提供素材；道家經典中諸多對神仙生活的描繪為道教產生構建了理想境界；漢初的黃老之學為道教的產生奠定了哲理基礎。除了上述文化因素為道家產生提供了準備外，東漢後期的社會狀況為道家的產生了提供了曆史機遇。東漢末年，政治日益腐敗，經濟凋敝，人民生活極度困苦，現實的苦難與迷茫迫使廣大人民依靠宗教來解脫，這就為道教的產生創造了社會曆史條件。另外，東漢末年的農民起義風起雲湧，而起義領袖往往借助方術及迷信思想號召和組織徒眾，這又為道教的產生提供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道家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原始道教階段。東漢順帝年間，社會動蕩，官僚腐敗，人們生活暗無天日，張陵就利用廣大民眾渴望擺脫困難、幻想神靈拯救的要求創立了“天師道”，又名“五鬥米教”，該教尊老子為教主，奉《道德經》為經典。由於該教最能反映下層民眾的心聲，因此日益壯大。此時，張角創立了“太平道”，也屬於原始道教。第二個階段是指道教上升為理論階段。這一時期，道家逐漸改變了民間宗教的地位，開始被上層社會所關注，一些道教精英開始把道家思想理論化。這一時期的代表人有葛洪、寇謙之等。第三個階段是道教形成兩大派係階段。唐宋兩代，南北天師道與各宗派逐漸合流，金元以來至今，全國道教形成全真道與正一道兩大教派。
道教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對中國人的思想產生一定影響，並在諸多方麵產生社會作用。例如，為實現長生不老的目的，曆代道士發明了眾多的修煉之術。這些修心、修身之術對強身健體、調整心態頗有借鑒意義，同時還對醫藥衛生做出了突出貢獻，南朝道士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就有很好的醫學價值。道教自產生起，就與道家思想相聯係，後來與儒家思想結成聯盟，在與佛教爭奪宗教陣地時起到了積極作用，一定程度上為捍衛中國文化的獨立做出貢獻。當然，與其他宗教一樣，道教也存在諸多消極因素，這點也是不容忽視的。
普度眾生的感悟——佛教
佛教源於印度，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形成於公元前6世紀，相傳為釋迦牟尼所創。公元前6世紀，印度列國紛爭，階級鬥爭複雜尖銳。由於各國政治、經濟的發展，執政的刹帝利等級和吠舍等級中致富的大商人勢力增強，他們開始反對享有特權的婆羅門等級，於是興起許多反婆羅門教的新教派，佛教便是代表刹帝利及吠舍大商人利益的新興教派之一。